2007年，同样是为了寻求新闻发布会形式的创新，王旭明在有关领导提议下把新闻发布会现场搬到了田间地头。当时，国家出台了有关资助特困生的一系列政策，但很多反馈的声音却表明这项政策并没有深入下去，于是教育部联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河南、宁夏、甘肃等地，深入群众向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师和家长讲解并赠送相关的政策材料。

“这种新闻发布会的移位，效果特别好！”王旭明坦言，为了能吸引媒体的眼球，他这5年来可谓挖空心思，除了最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外，还增加了十几种活动形式来调动媒体的积极性，主动和媒体进行沟通，如组织新闻采访团到一线采访、举行记者吹风会、做访谈节目、请网站直播新闻发布会等。

我想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发言人

“我再傻也不至于不知道官场运行的规则。干这一行，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往往是不说少说低调者才能升官。”但王旭明还是选择了“说”。

“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几乎每次，只要他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大肆批判，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有媒体甚至曾公开发时评长文，要求王旭明辞职。

对于王旭明的离任，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王旭明平时表现随便了一些，自己发挥的东西多了一些。”该官员说，作为新闻发言人，对于政策的解读要求一是一，二是二，不让你有个性和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国办和外交部等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每句话都是经过严格考量的，但王旭明在所有新闻发言人中显然是与众不同的。

到了告别的时刻，部里的一些同事并不掩饰对王旭明的看法。“在部里，这样善意的提醒太多了，很多人都劝我好好反思一下。”但在王旭明眼中，教育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义务之一就是提升大众的教育观念。

王旭明很喜欢在新闻发布会上点评一些媒体对教育工作的报道，有表扬，也有批评。他说自己是性情中人，看到好的报道，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提到媒体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宣传，他几次提到“媒体表现出可以理解的冷漠”，以至于在2006年9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国家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几百亿元资助这些孩子上大学，建立了包括“奖、减、贷、助、免”的一套资助体系，而最近看到很多媒体还是在炒作个案，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往浅了说是无知，往深了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这段论述后来被称为“媒体无知论”。

事实上，王旭明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观点成为媒体抨击的对象。

“我的榜样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他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立场是国家的，语言是自己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官员的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这就影响了传播的效果。”

“我希望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新闻发言人，我想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哪怕偶尔有一点失态，而不仅仅是政策的传声筒。”

在王旭明从事新闻发言人的5年间，各种场合中记者尖锐的提问他都面对过，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无可奉告”这个词。“我以前当记者时有过被搪塞和推托的经历，因此我做新闻官时要尽可能不去搪塞和推托。”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抛下学生一个人先逃生的教师范美忠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他在凤凰卫视节目中的自我辩白更是成为众人抨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有可能会被问及对此事的看法。”

果然，在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和他谈及范美忠的话题。对此早有准备的王旭明说了以下一段话：“一个人宁可不崇高，也不能无耻。”白岩松补充说：“更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这是王旭明在电视镜头面前又一次“口无遮拦”地直抒胸臆，当时，他还没想到不久之后会有这场谢幕。

“在中国做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新闻发言人太难了！”王旭明由衷地感慨。2005年，他随团到美国访问，在和联合国前秘书长的新闻发言人对话时，提了一个问题：“您作为新闻发言人，除遵循一些共同的东西外，如不能讲假话等，您是如何展示自己个性魅力的？”对方的回答是以下的几个字“简洁、幽默感、适当把握分寸”。

“这些理念已成为我追寻的目标，我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王旭明说。

本报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桂杰

舞台

王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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