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各地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也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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