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 ，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 、『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綫』。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 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章来源：《王力反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