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
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
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
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声音。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
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
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
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
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
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
海瑞罢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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