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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泽东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 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
“文革”中“戚大帅”——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那时，党在上海各中学里建立了不少地下组织，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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