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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 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 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 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 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 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 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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