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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的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
军总部之命令。”至此，占全国六分之一版图的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新疆起义是陶峙岳几十年戎马生涯的重大转折。武昌起义前夕，陶峙岳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单纯为了个人的温饱家庭安乐而碌碌无为”。为了实现他的男儿志向，他投考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常怀一颗热忱的“报国之心”。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使陶峙岳常常深感“报国有心而用武无地”，又看到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去信心。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自己也逐渐消沉下去，一度向佛经寻求安慰。然而他的爱国心却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当全国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久被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他慎重地抉择，积极干旋，终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是他长期追求光明、渴望和平的必然结果。他终于按自己的意愿，为国家、为人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现了报国的宏伟理想。新疆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充分肯定了他的义举，称这“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张治中则精辟地分析道：新疆和平解放，除当时全国形势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外，与“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积虑地运用对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的威望和感情，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服帖出走，有重大关系。他们的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陶峙岳作为新疆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历史功绩将会永垂青史。
陶峙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阵营都身居高职，但他一生廉洁自律，不为钱财所动，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妻儿也都过着勤俭的生活。他认为“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而忘义”。身居高职而能如此清廉，确实难得。
陶峙岳对于钱财看得很淡，而对于感情却看得很重。他不到19岁就与大他两岁的农村姑娘周庆仪结婚，新婚不久即离开妻子踏上征途。几十年的戎马倥偬，离多聚少，但他对妻子的感情却从来未变过，这在当时达官贵人动不动就娶姨太太、小老婆的社会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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