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引起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共产国际针对世界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情况，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国民党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在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日谈判陷入僵局。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开始作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对内仍坚持反共方针。当时奉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并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合作关系。1936年12月12日他们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被释放。他一回到南京就扣押了张学良，并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西北。但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势，他不得不在实际上改变十年来的内战政策，开始与共产党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点。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的计划，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武装挑衅，并由此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见“七七”事变）。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促使爱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御侮，共赴国难。驻守平津的中国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密令军队北上增援，一面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事变的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否则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的抗日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政府虽表明应战决心，但仍幻想英、美列强出面干涉。二十九军因孤军奋战失利，平津终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又于8月13日侵犯上海（见淞沪会战）。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淞沪地区的七十余万中国军队奋勇抵抗达三个月之久。日军以死伤五万人的代价于11月初攻占上海。中国军民损失惨重，但使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迅速扩大，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另设国防参议会，以各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为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颁布战争指导及作战指导计划。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分别担任各战区司令长官。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在政治方面作出若干改革的许诺，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释放了政治犯。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即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为了表示共御外侮的决心和诚意，共产党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下辖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和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相继奔赴抗日前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平津陷落后，日本增兵华北，总兵力约三十万，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扩大侵华战争。沿平绥线进犯的日军占领张家口、大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命在山西组织抵抗日军，卫立煌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在忻口一带阻击日军，激战二十余日。八路军也参加忻口会战，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见平型关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沿平汉线南犯之敌于占领石家庄之后，分兵西犯。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纷纷南撤，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由石家庄南犯的日军11月5日陷安阳，刘峙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溃。防守津浦路方面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弃黄河天险不守，逃到鲁西南。日军12月27日攻陷济南。从此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防御战争基本结束。

日本的工业水平和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在强敌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决定迁都重庆。由于蒋介石及政府中枢主要人员迁往武汉，所以1938年10月以前，武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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