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可谓孙权的肺腑之言，他极力赞同曹操打击世族的集权之策，而对其后继者大权旁落则表示无法接受，并明确指斥世族朝臣当权是乱亡之道，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因此，可以说孙权是以曹操为榜样，以曹丕之后的情况为教训，这在他执政的中后期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他仿效曹操，设“校事”，监督、检举儒学世族人物，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随着年龄的衰老，孙权对身后之事的顾虑越来越重，他对儒学世族的上升十分担忧，对孙登、孙和的儒化甚为不安，因此，他不断制造事端，打击儒学世族人物，所谓“二宫构争”便是继吕壹案之后，孙权针对儒学世族发动的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泗武将，杨竺乃寒士，孙峻、全公主为宗室，当然也是寒门，其中儒学之士只有步骘，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属外戚。因此，这是孙权精心培植的寒门政治集团，其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孙权本人。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处理“二宫构争”时，对太子和党人物多加严惩，主要人物皆诛杀、流放；相反，鲁王霸党的主要人物步骘诸人多受重用，只杀了杨竺、吴安等几个与皇室关系不密切的寒士以应景。《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孙权在陆逊郁愤而死后，重新安排了辅政人选：“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据为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显然，鲁王霸一派人物多据要津，一度分割了陆逊的权力。太子和一派人物仅有朱据、诸葛恪，据也为孙权女婿，故暂时得以保位，但据、恪二人最终仍为全公主、孙峻害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权在处理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时，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带有地域的因素，从而使人归结为地域之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在处理暨艳案、吕壹案，特别是“二宫构争”诸政治斗争时，孙权对北方流寓之士多有提携、宽佑。比如同为太子和党成员，诸葛恪非但当初未受严惩，且被孙权命为太子亮的顾命大臣。孙权之所以这样处理，是有深层考虑的。孙权与儒学世族有矛盾，而孙吴儒学世族的主体是江东土著大族，因而斗争的对象也主要是江东大族。孙吴流寓儒学之士非但人数有限，而且脱离了乡里社会，势单力薄，他们虽凭借共同的文化基础，逐渐融入到江东地域社会中去，但毕竟融而未化，尚有分别。对孙吴皇权，他们不仅缺乏江东大族那种激烈的对抗情绪，而且还有较强的依赖性，易于为皇权所控制。因此，孙权在打击江东世家大族的时候，为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往往起用流寓之士。有些流寓的寒士正是看到孙权的这一心态，为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甘愿充当孙权打击江东大族的工具。质言之，作为流寓之士，在孙权正式建国并实现“江东化”后，他们自身并不具备与江东土著大族对抗的条件。每一次针对江东大族的政治事件，兴造事端的都是孙权，其目的是固化皇权。当然，在这些斗争中，江东儒学大族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击，但从长远看，地方大族的支持是地域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孙权屡起事端，这使江东大族必然对孙氏政权产生离心力，丧失了儒学大族的支持，孙吴统治的危机便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孙权本人开启了此后孙吴的灭亡之端。纵观孙吴一代的发展轨迹，确实，自吕壹案和“二宫构争”之后，孙吴走上了衰亡之途。何焯已指出孙权“老悖昏惑，吴亡不待皓而决。”[30]回顾全文所论，足证何焯洞察细微之卓识。
[1]《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程秉传》及注引《吴录》。
[2]《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三国志·吴志·孙登传》”条。
[3]《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
[4]《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孙登传》”条。
[5]《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条。
[6]《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权步夫人传》。
[7]《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条。
[8]《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霸传》。
[9]《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10]据《三国志》卷五○《吴书·潘夫人传》，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后潘氏生子亮，立为皇后，“性险妒容媚，自始至卒，谮害袁夫人等甚众。”孙权在婚姻上根本不讲门第礼法，与曹氏父子“立后以贱”相同，皆是寒门家风的表现。对此，拙文《论孙权父子之“轻脱”》有详细考论（刊于台湾《汉学研究》2003年上半年刊，本书收录），敬请参阅。
[11]《三国志》卷五○《吴书·吴主权王夫人传》。
[12]《三国志》卷五○《吴书·孙亮全夫人传》。
[13]《通鉴》卷七四正始六年胡注。
[14]《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及《孙和传》注引《吴录》。
[15]姚信，《三国志》无传，事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和传》，《晋书·儒林·范平传》、《陈书·姚察传》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
[16] 见《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
[17]《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吾粲传》。
[18]《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第42--44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
[20]《三国志》卷六○《吴书·吕岱传》。
[21]详参唐长孺先生《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的有关考论，辑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0年版。拙文《汉晋之际江南土著大族与侨寓士人的冲突与合流》一文补充了唐先生的有关论证，刊于《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详参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有关汉晋之间社会政治变迁的精辟论述。该文辑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3]据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先生根据《三国志·孙坚传》所载“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认为“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故孙吴“与魏、蜀施政之道不同，与西晋的施政之道近似”，“究其原因，便在于孙吴统治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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