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所及牵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领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现在政治上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寒门军阀乘乱崛起，并且与儒学世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儒学世族势力日益兴起，渐成当时的主导力量，虽历经汉末皇权及其依附力量——阉宦、外戚——的摧残，其兴盛之势末衰。然而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却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发展进程。在混战中崛起的各军阀政权大多出自寒门，而儒学世族的军事代表如袁绍、刘虞、刘表、刘焉等皆相继被灭。各地区的寒门军阀在争夺统治权及其统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与当地的儒学世族发生过冲突，推行了种种摧残、压制儒学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区厉行“法术”之治，行“校事”之制，杀戮孔融等名士，易风移俗，影响甚巨。其他如公孙瓒、公孙度父子等，更是专以残害世族之士为事，就连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体到东吴，也有类似的精况，只是以往人们笼统的说孙吴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国，从而忽视了对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其实，富春孙氏出自寒门，陈寿在《三国志·孙坚传》“评”中说坚“孤微发迹”[23]。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可知：“孙坚之祖名锺，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太平御览》卷五九九《礼仪部·墓冢三》引《幽明录》也有同载。坚之祖“以种为业”为业，完全是一个孤微之家，根本无文化传承可言。正因为如此，孙坚只能初求为县子吏，后以行武、镇压黄巾起家，并很快与儒学世族人物产生了冲突。据《三国志》本传，坚任长沙太守，“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王睿，出自琅邪王氏[24]，儒学大族子弟，以门第轻视坚，《孙坚传》注引《吴录》便载：“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后坚寻机杀睿，睿问：“‘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孙坚与王睿的矛盾正是门第引发的。孙坚后来依附僭逆之人袁术，更为儒学之士所轻视。孙策曾受袁术之命攻打庐江太守陆康，康乃江东陆氏之代表，此役陆氏宗族百余人被困，死者殆半。这是孙氏与江东大族结仇之始。此后孙策返师江东，江东大族皆以袁术之余孽视之，少有与之合作者，故孙策全力仰仗随征之江北军将和谋士的支持，并对江东大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权传》注引《傅子》也载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以往人们对这些史实少有注意，经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精湛的考证和研究[25]，终于揭示了孙吴政治上的千年未发之覆，基本澄清了事实的真相。据田先生所考，孙策所杀江东士人甚多，其中会稽盛宪宗族、周昕宗族及嘉兴王晟宗族等几被杀绝，直到孙权执政之初还亲手杀了盛宪、沈友等清议之士，后来又相继拘禁、流放会稽魏滕、虞翻和吴郡陆绩等名士，与曹操杀孔融相似。陆绩死于贬谪地，死前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26]，根本不以孙氏政权为意！
当然，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孙吴统治者认识到，要在江东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与合作。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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