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关于“二宫构争”的性质，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他认为两党主要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派系，“拥护太子和者，主要是江东世家大族”，而“支持鲁王霸者，主要为江北地主”，孙权支持江北地主，打击江东大族，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质“乃是江东世家大族与江北地主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夺。”[18]确实，孙吴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存在过明显的南北地域士人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后孙吴政治也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不仅如此，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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