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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许多过去追随他的革命党人经不起失败的挫折，思想动摇，意志消沉，有的甚至卖身投靠袁世凯，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同志不多。在此危难时期，孙中山再次表现出一个革命伟人所具有的坚强意志和愈挫愈奋的博大胸怀。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于1914年6月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筹划组织讨袁的“三次革命”，并先后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山西等地发动反袁的武装起义。可惜由于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投入斗争，这些分散的起义最终都归于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宋庆龄的到来，特别是她不怕一切困难与挫折，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使孙中山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与慰藉。她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加上外文根底深厚，帮助孙中山整理文件、处理电函、搜集资料、接待联络，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逐步成为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此时的宋庆龄，由于自幼年时代憧憬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宿愿得到实现，心情十分愉快，在和孙中山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她在写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上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表达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片真情。在与孙中山朝夕相处中，宋庆龄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对这位革命伟人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在敬仰崇拜之中逐步萌生深深的爱意，并大胆地向孙中山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孙中山，由于革命连遭挫折，心灵所受的创伤和只身流亡海外的孤寂，都从宋庆龄无限热情的关怀帮助中得到了莫大的抚慰。而她又是这样的年轻美丽，才华出众，热情洋溢，温柔体贴，孙中山不由自主坠入爱河，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宋庆龄了。细心的房东梅屋夫人发现了他的心事，曾直率地提醒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恋爱结婚，会折寿的。孙中山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足见孙中山对宋庆龄爱恋之深。至于宋庆龄，她对孙中山的爱更多的是建立在理想与崇拜的基础之上的。事隔50年之后，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她：“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回答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私奔，毅然私奔
孙、宋俩人当时尽可能地保守著爱情的秘密。尤其是孙中山，对与宋庆龄的感情的进一步发展，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因为他与宋庆龄的年龄相差悬殊。正如《宋家王朝》一书的作者所评论的：“这是冬天与春天谈恋爱。他年近五十，而她二十刚刚出头。”另一方面，孙中山已有妻小。但是，宋庆龄态度鲜明。她坚定地对孙中山说：“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很快，孙、宋俩人爱情的秘密就为宋家所察觉。当时许多人认为，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是庆龄的大姐宋霭龄。她曾担任孙中山秘书多年，并从生活上给予孙中山多方帮助和照顾。但俩人的感情未能进一步发展。她凭著女性特有的敏感，断定妹妹已与孙中山相爱，而这正是她所难以接受的，于是向父亲宋嘉树报告了这个秘密。有趣的是，十年之后极力撮合并促成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也正是当年极力阻挠孙、宋联姻的大姐宋霭龄。这是后话。如今，宋嘉树听说庆龄竟与自己的老朋友、同龄人相爱，大为震惊。他突然宣布全家立即回国，带著庆龄和新婚燕尔的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与孙中山不辞而别，悄悄离开日本。据说，这也是宋霭龄出的主意。回到上海后，全家人向宋庆龄提出，她与孙中山年龄相差过大，孙中山家中有妻子和子女等等，众口一词地劝说她放弃与孙中山结合的念头。但是，宋庆龄态度很坚定，她反覆说明自己的心己倾向革命，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需要自己，她自愿和他生活在一起，帮助他工作。她在写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宋子文、宋美龄的信中，明确地说：“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为了迫使她打消与孙中山结合的念头，宋家还匆忙地为她物色了一个名门子弟，并由宋嘉树宣布俩人订婚。这使宋庆龄极为愤慨，发誓不与此人成婚。宋嘉树十分恼怒，于是将她软禁在楼上。宋庆龄警告说她要私奔。宋家严加防范，把她反锁在自己的寝室里。
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日本妥善处理了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约。他把卢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协商办理离婚手续。卢夫人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女子，但深明大义。她与孙中山结婚完全是由父母包办，婚后俩人长期分离。她自感学识不够，两人在理想、志趣、知识与生活习惯上都存在很大的距离，缺乏感情，徒有夫妻名分，因此，同意和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随后，孙中山请香山县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童年时代的好友慕菲雅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10月中旬，宋庆龄会见了朱氏父女，阅读了他们带来的孙中山的信。信中请宋庆龄立返东京，面谈要事。朱卓文还向她面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宋庆龄为此深受感动，她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回到孙中山身边。后来，她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当时的经过时说：“那天晚上，“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随即偕同朱卓文父女登上轮船。10月24日，他们抵达东京。孙中山怀著激动的心情，亲自开著汽车，提前40分钟到车站迎接宋庆龄。对她离家俬奔这件轰动一时之事，宋庆龄曾于1927年5月在武汉向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亲口讲述过。她笑著告诉斯特朗，她是怎样反抗家庭包办的婚姻，从而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并且私奔到日本，和孙博士结合。”这件事突出地显示了宋庆龄不屈服于任何传统世俗观念，不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坚决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可贵勇气与独立性格。对此，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评论道：“在她的婚姻问题上，宋庆龄不屈从父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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