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斯诺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产生了亲身到陕北实地采访的渴望；也正是宋庆龄向中共中央推荐，并委托刚到陕北党中央为宋庆龄送信回来的董健吾，担任护送斯诺的任务，才使斯诺得以与马海德一道顺利进入陕北。通过三个多月的参观访问，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从此一举成名，走上了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也使他从此终生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斯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诬为“危险分子”，被迫迁居瑞士。饮水思源，斯诺毕生不忘宋庆龄对他的帮助和教诲。1960年他突破重重阻挠来到中国，可惜当时宋庆龄正在病中，医生不准她会见任何客人，他只得写信给宋庆龄表示心意。宋庆龄立即在病床上给斯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鼓励他为了真理奋不顾身地去战斗。此后在1964年和1970年，斯诺两次来华，终于得与宋庆龄欢聚。斯诺回去后，写出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报道，并完成了《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中国巨变》等著作，向全世界介绍了新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1970年国庆节，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相见、交谈，则被认为是化解中美关系坚冰的最早征兆。斯诺已于1972年在瑞士逝世。中国人民至今没有忘记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增进中美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因而也就更能体会到宋庆龄——这位斯诺的引路人，在团结国际友人支援中国革命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的确是无人能与之比拟的。

　　除斯诺之外，因受宋庆龄影响而选定人生道路，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国际人士还有许多许多，其中包括史沫特莱、路易·艾黎、马海德、耿丽淑等这样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

　　被称为“三S”之一（另二位是斯特朗和斯诺）的史沫特莱，因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深受宋庆龄的思想影响。在30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她以火一般的热情忘我地工作，不顾反动派加给她的“通匪”、“苏联间谍”等罪名，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帮助“保盟”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1933年6月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保盟”被迫停止活动之后，她仍然以做宋庆龄的秘书为荣，并且随身携带手枪，自愿承担保卫宋庆龄的任务。1937年初，她到延安后辗转到达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朱德，并以巨大精力撰写了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1950年，她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英国伦敦，她的遗嘱中要求：“把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表示了她对中国永远的爱。

　　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同样长期得到宋庆龄的帮助，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友谊，从而成为终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著名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俩人都是于30年代初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宋庆龄的。宋庆龄帮助他们成立了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又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进行社会调查，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残酷剥削，从而激起了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决心。马海德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将自己在上海的诊所作为中共地下党举行秘密会议或联络的场所，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购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由宋庆龄组织分送革命根据地。1936年，他与斯诺一起去陕北，从此留在革命根据地直接为苏区及新中国的医疗事业服务，并加入了中国籍，直到老年仍然尽心尽力，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路易·艾黎在抗战爆发不久，就毅然辞去上海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科长的职务，在宋庆龄帮助下，到武汉开展“工合”运动，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使“工合”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积极向国外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促进中外交流，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宋庆龄进入晚年之后，与这些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国际友人感情更为深笃。1979年9月10日宋庆龄在北京住所会见老朋友马海德和耿丽淑，1980年4月12日宋庆龄在家里宴请老朋友艾黎和米勒，1980年10月27日宋庆龄已患病在身，仍设家宴宴请马海德，畅叙友情，并举杯互祝健康长寿。

 << 上一页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