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日，宋庆龄随中国党政代表团陪同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陪同前往的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郭沫若、沈雁冰等。由于宋庆龄几十年来与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虽然她当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她却是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她的名字被排列仅次于毛泽东之后。11月7日，她站在红场主席台上参加检阅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8日，她在莫斯科劳动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国代表团作了讲话。随后，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4年2月26日，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身份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受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热烈欢迎。28日，她在斯里帕里学院作了题为《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长篇讲演，强调人民群众在世界和平事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抨击有的国家领导人主张由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的观点。这是宋庆龄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除出访友邦邻国以外，宋庆龄还接待了许多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各界要人，为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1955年，她在北京家中会见了越南胡志明主席；1956年，在上海家中接待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961年，会见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同年9月接待了来华访问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1965年3月在上海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1979年10月在北京宴请西哈努克夫妇。

　　广交各国朋友——友谊的纽带

　　宋庆龄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结识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其中大多数是具有正义感、同情人民革命斗争的远见卓识之士，许多人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经由宋庆龄的指引，逐步了解中国革命，同情中国革命，进而支持、参加中国革命，乃至终身成为中国人民忠实朋友和连结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的，埃德加·斯诺就是这些人士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提到斯诺，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是这部报告文学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封锁，将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全球，成为震惊世界的巨著。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宋庆龄的指引和具体帮助，就没有斯诺的陕北之行，也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代理主编等职，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他原来是一个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持反对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有较多的误解，对蒋介石政权抱有幻想，误以为是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统治下拯救出来，“正义”在国民党方面。1931年9月，美国《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梅洛尼约请他撰写宋庆龄的传略，为此他请求会见宋庆龄。宋庆龄同意约见之后，他又多次到宋庆龄住所拜访。几次晤谈之后，斯诺对宋庆龄开始有所了解，崇敬的心情也油然而生。后来，他在所著《复始之旅》中描写了当时他对宋庆龄的认识：她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由于宋庆龄的启迪，使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说：“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抱负。她还帮助我了解她的家族情况，了解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家族一起和蒋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我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从此，斯诺逐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败、独裁的政府，是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中国要取得独立、自由，改变落后和贫困的面貌，就必须切除这个毒瘤。同时，他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为此，斯诺曾在不同时期说过：“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诺不仅从宋庆龄的言词中受到启发，更因她的为人受到深刻的教育。斯诺的前妻海伦曾明确地指出：“使斯诺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词，而是她的行为”。斯诺从宋庆龄以及鲁迅等坚强的革命战士不惧国民党的残暴镇压，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深深受到感染，从此，他不愿当一个旁观者，而是自觉自愿地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来。在抗日战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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