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上，宋庆龄事必躬亲，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尽量自己动手，不依赖助手和秘书，这是她彻底的民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由于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她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件、材料和群众来信，事务繁多。因此，她通常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稍稍活动一下身体后就开始办公。为了不影响身边工作人员休息，她常在头天晚上就交待：“替我把东西放停当，夜里我要办公。”不让他们早起作陪。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下属有七个部门，这七个部门各自担负著不同范围的工作。每天下午下班前，他们各自把有关的文件和材料送到传达室，然后由警卫把文件送到宋庆龄办公室。第二天一早，各部门就能在上班时取到经宋庆龄亲自审阅批改过的文件和材料。对于大量来信，她也是当天或隔天就立刻回信。这就是宋庆龄的工作态度和办事效率。在生活上，宋庆龄一贯朴素，从不铺张浪费。饮食很简单，平时每餐都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而且是做什么，吃什么，自己从不点菜。穿著很平常，在家时穿普通的衣服，与一般老百姓穿的差不多，只有在参加重要会议或外事活动时，为了礼仪，她才选择质料较好、款式高雅的衣服穿上，回家后马上换上家常便服。

　　特别可贵的是，宋庆龄不但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毕生洁身自好，从不以权谋私，而且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防止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具有很高的警觉性。早在1965年她在总结建国十六年工作时所撰的《解放十六年》一文（载《人民日报》1965年12月31日）中，就郑重提出：“保持党的纯洁是最重要的，而在这方面，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明确地把保持党的纯洁性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进而深入地阐述：“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认为，共产党的党员和它的拥护者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以孤立顽固的敌人。他们必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必须谦逊，必须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并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无论在思想上、精神上或物质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存在任何距离。”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总之，在思想上视自己为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毕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心为民，从不谋私。这就是宋庆龄——人民公仆的典范。

　　革命，伴随著爱情

　　宋庆龄从美国来到孙中山身边，走上了她一生革命的起点，同时也是她与孙中山由相识到相知、相恋的起点。从此，他俩在十年惊涛骇浪的革命征途中，生死相依，甘苦与共，用爱情的音符，谱写了一曲不同凡响的革命乐章，令世人为之荡气回肠。

　　孙中山最早见到宋庆龄，是在1894年。这一年秋天，他带著《上李鸿章书》，偕陆浩东北上，在上海宋嘉树家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当时，她仅仅是个一岁多的婴儿。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内外交困，孙中山短暂回国，于当年8月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曾几次到宋家访问，与宋嘉树讨论进行反清革命的问题。当时，宋庆龄7岁，虽然稚气未脱，但是聪慧过人。她见到了这位来访者，并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的救国大志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在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她听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要为这个目的而死。这番发自肺腑的谈话，使宋庆龄深受感动。她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轻轻的一句话出自这位稚嫩可爱的小姑娘口中，使孙中山激动不已。他连忙说：“不错，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后来，直到宋庆龄远渡重洋赴美学习，与大姐一起回忆童年往事时，还虔诚地对霭龄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孙先生所说的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故，但是这些话一直印入我心里的深处。”可见，宋庆龄从幼年时代起，就非常崇拜孙中山，孙中山的形象始终深深藏在她的心灵之中。

　　如今，宋庆龄学成归来了。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稚嫩的小姑娘，而是一位受过美国大学教育，满怀革命激情，准备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一位美丽动人，亭亭玉立的妙龄女郎。在到达横滨后的第二天（即1913年8月30日）晚上，她就在父亲和姐姐陪同下，从横滨来到东京孙中山的寓所拜访。当她见到这位自己一贯崇拜的英雄时，童年时代的种种回忆，留美期间心中的无限憧憬，一齐涌向心头。她怀著十分激动的心情向孙中山问候，并带给他一箱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宋庆龄经常去东京拜访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关于孙中山的行踪》记载，9月16日至9月27日，宋庆龄在父亲宋嘉树和姐姐宋霭龄的陪同下访问孙中山6次，自己单独访问孙中山一次。她坚定地表示，愿意协助孙中山做革命工作。以后，大姐宋霭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从1914年5月24日开始，宋庆龄单独前往孙中山寓所，两姐妹同去的次数日渐减少。6月以后，宋庆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去孙中山寓所的次数更多了。9月以后，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从此每天由父亲宋嘉树陪同前往东京赤阪区灵南26号孙中山先生处工作。1914年底到1915年春，宋庆龄经常来往于上海与东京之间，始终与孙中山保持密切接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记载：1914年10月、11月间，宋庆龄回上海。11月29日与1915年1月14日，孙中山两次去信上海给宋庆龄。3月17日，宋庆龄由上海到东京，孙中山乘车至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长期密切的接触，共同的理想，相互的支持，使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迅速发展。

　　当时的孙中山，正处于逆境之中。由于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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