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说中了心病的小资们，自然会奔往精神疗养院，它至少是一个可以弹钢琴学法语种蔬菜看电影的地方。《挪威的森林》里，渡边、直子和玲子在精神疗养院的几天，几乎是书中不多的“幸福时光”。

　　我不敢说村上春树写到精神疗养院是专门为小资准备的，但这不妨碍中国小资们一厢情愿地把精神疗养院想象为自己的特权。就像张爱玲写小说时肯定没有想到“反封建”这么一个伟大主题，但2001年的《山东社会科学》依然会有山东师大某文学博士用近万字论文将张爱玲纳入反封建阵营。赶快打住！让我把话题从倒胃口的“反封建的张爱玲”，重新回到还算可爱的村上春树。小说中精神疗养院的入院须知是：“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前半段话保障了一种出入境的自由，这使得小资们不会感觉到秩序的牢笼；后半段话则对这种自由进行限制，并非任何人都能随意闯入。要知道，这可是一所“收费相当高”的小资疗养院，它的服务对象并不是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病人。在这里，强制行为被取消但各种软性限制取而代之，小资是自由的而“非小资”则会受到各种限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起，通往精神疗养院的路上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木牌：“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

　　让中国小资们感到满意的是，在村上春树的精神疗养院里，看到的不再是什么“励志人生”之类的思想药方。这里推行的是食疗而不是药疗，伴随着青春酒精的味道，村上春树的小说提供了一套精神食谱：情欲爆米花和哲理迷魂汤。一般说来，前者属于形而下层面而后者则具有形而上倾向。但村上春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文字通过一种套餐的形式将形而下与形而上互相中和起来，在各个层次上缓解了小资的青春病症状。这与村上春树的小说理想有关，他曾经把自己构筑的世界描述为：“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同时又是现实的。”在这个写作乌托邦里，他试图“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这种写作的辩证法，经过小资的想象，就成为情欲辩证法。

　　爆米花常常是人们坐在电影院里或看通俗读物的消遣食品，我用“情欲爆米花”这个中性词来命名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情欲场景。我不关心村上春树出于什么目的描写情欲，但我对小资们出于什么目的看待情欲却十分有兴趣。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宣传和书籍装帧上，都特意突出新版《挪威的森林》是“全译本”。如果仅从字数上说，全译本仅仅比此前的节译本多了2000多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如某些明清小说洁本（包括《废都》）中的方框会唤起欲望幻象，全译本则暗示着对情欲禁忌的突围。欧洲历史上的书报检察官，最后总是发现欲望受到过度压抑会更加膨胀，自己无意中竟然成为欲望的帮凶道德的叛徒。对于这些性描写，村上春树试图罩上一层理论薄膜：“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现实地写越没有腥味。”遗憾的是，阅读者的鼻子并不遵循写作者的指令，小资们很容易被阅读的生理快感吸引。与出版社的全译本策略相对应的是，阅读者习惯于制作一种特殊的“删节本”。他们的目光跳跃式地越过那些“不重要”的章节，而在可以闻到情欲爆米花味道的页面反复停留。经过这种特殊的审查，《挪威的森林》仿佛一本“新婚指南”，《且听风吟》成为“少女失身的传奇”，《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则干脆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就像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仅其中的kitsch一词就足以让众多翻译者、学者开一场思想讨论会。可是小资们只要从中看出“三角恋爱”就开始兴奋起来，更何况其中还有些“床上戏”。

　　而小资与民工不同的是，他们在品尝过情欲爆米花后，还要来点美学、格言和术语组成的哲理迷魂汤。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他们的“高级趣味”。 情欲常常是一种禁忌，但是通过美学/哲理的消毒，就可以把人体当作艺术正大光明地欣赏。我没有幼稚到把人体艺术当作“不健康”的文化，但并不能否认，总有人以美学/哲理为借口用“不健康”的眼神看待那些人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小资们接受美学的渠道往往是那种普及版的美学读物，这样训练出的只能是奥修式的格言/哲理思维。比如昆德拉，他们不会满足于谈论那些“三角恋爱”（虽然，他们的兴奋点在这里），而是会抽象出一些精神和肉体互相冲突的格言/哲理。更有等而下之的低级小资，匆匆忙忙地学了一点术语/哲理，就赶快拼贴起理论七巧板。关于村上春树，网上有这么一篇评论文章：“村上的忧郁是知识分子的忧郁，村上的哀愁是知识分子的哀愁。”我对这句话非常迷惑，用知识分子这种词来粉刷青春病，不但不能给青春病带来什么光荣还会让人对知识分子多一份反感。但愿这只是作者的笔误，似乎用“小资”把“知识分子”替换掉会更通顺一点。这种哲理迷魂汤的始作俑者，属于阅读者有时也属于写作者。在《寻羊冒险记》的第六章，村上春树就使用“意志、语言性关联、个人认识、进化连续性、混沌状态存在”这么一堆术语原料，亲自熬制了一锅并不怎么高明的汤。

　　不难想象，当小资疗养院里的人们整天以情欲爆米花和哲理迷魂汤为主食，最终只能患上消化不良的胃病。后发焦虑的中国小资们，匆匆忙忙地拜谒着一个又一个前辈：昆德拉、杜拉斯、村上春树乃至博尔赫斯（有些小资干脆把他强行改名为“赫尔博斯”）、卡尔维诺（也会盗版为“维尔卡诺”）。几乎所有的文化名牌都被引进中国，但随即又都会出现一大堆盗版发烧友。这是一份荒谬的精神食谱，它本来适用于对青春病的自我治疗，最终却感染了又一场文化疾病。我不想把自己幻想为文化精英，然后居高临下地看待大众文化。但是，我所能得出的只是这么不太让人开心的结论：大多数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资们，无非只是些穿着西装的文化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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