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小资疗养院的精神食谱

原作者 王晓渔

　　如同“新青年”总是容易感染上肺病，胃病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中国小资是否达标的经典标准。这样说肯定会给人无中生有的感觉，但幸亏著名的苏珊·桑塔格女士已经通过亲身实践写出了一部《隐喻般的疾病》。1975年，她因患乳腺癌被医生宣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幸运的是，刑罚后来一直无限期拖延下去。劫后余生的她，戏剧性地将自己的身份从病人过渡到医生，先后对癌症、艾滋病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神分析。她认为，疾病不仅与身体有关，也作为某种相关隐喻决定或影响着思想秩序的建构。在这种精神病理学的掩护下，我也试图通过村上春树为小资疗养院准备的精神食谱，研究一下“胃病是怎样练成的”。

　　村上春树在给中国读者的信中这样说：

　　写小说，我想无非是制作故事。而制作故事，同制作自己的房间差不多。做一个房间，把人请到里边来，让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端出好喝的饮料，让对方对这个场所心满意足，让他觉得简直就像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场所——我认为好的正确的故事应该是这个样子。即使房间非常豪华气派，而如果对方没有宾至如归之感，那么我想恐怕也很难称为正确的房间即正确的故事。

通过“写小说等于制作故事，制作故事等于制作自己的房间”这个三段论，写作与建筑学形成同构，小说演化成读者们的精神场所。与伍尔夫呼吁一间“写作者的房间”不同，村上春树更倾向于建造“阅读者的房间”。前者要求的是现实中的建筑，后者需要的则是想象中的建筑。

阅读属于双向选择：如果村上春树根据读者是否“宾至如归”，来判断自己　　是否制作了“正确的房间即正确的故事”；那么面对同一所房间的不同反应（客人/“宾”或主人/“如归”），也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理想的读者”。就在村上春树刚刚成为晚报副刊的关键词时，我意外地在皖北老家发现一本《挪威的森林》，那是十几年前的漓江版。当时我非常诧异，80年代北方小城的精神气质恐怕只能称得上“小农”而不是小资，怎么会有这本书？仔细一看，书的封面已经被撕去一半，正文页面发黄而且打着卷。不难想象，像我父辈这样的文学青年，肯定仅仅把它当作普通的地摊文学。那时有谁能预料到，村上春树将与杜拉斯一起，成为跨世纪的小资白皮书。两代人的不同反应并没有孰优孰劣的绝对等级之分，但它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村上春树的小说房间里，“舒适的沙发”和“好喝的饮料”通常只是小资们的专利。

　　村上春树强调“宾至如归”是写作者的服务准则，他的首席中文译者林少华，干脆将小说提供的精神场所命名为“精神家园”（《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代译序》）。但他恰恰忽视了，“宾至如归”四个字往往贴在宾馆/疗养院的墙壁而不是“家园”的栅栏上。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家园”具有宗教背景，它在失园者/流亡者的记忆中生长，大地是它的属性。通往精神家园之路，是一条回归和救赎之路。而跨国资本下的第一代中国小资们，既不存在什么家园记忆也不存在什么家园乌托邦，自然也不是失园者。有趣的是，家园经验的缺席常常使得他们缺乏某种常识，乃至于面对一些低级的精神抚摸，就会产生抵达精神家园的幻觉。

　　村上春树悄悄地在《挪威的森林》里，把自己制作的房间命名为精神疗养院。我们都知道精神病院的规则，出入都需要许可证，医生始终是医生病人一直是病人，两者之间决不能有任何僭越行为。福柯曾经从医学史的医学经验话语中，读出被医学报告隐藏的知识秩序。而在村上春树的精神疗养院里，医生和病人的身份意识得到淡化，患者玲子同时担任音乐教师，甚至都无法确认自己“是职员还是病员”。当下中国小资的主力军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二三十岁的他们恰恰是最具颠覆性的群体，很难认同精神病院的僵硬规则。但是，他们又会不可避免地感染上流行感冒一样的“青春病”。这种青春病的主要症状是空虚、感伤、迷惘，它的高发地段往往是弥漫着现代性焦虑的都市。不论是从时间（年龄：青春期）还是空间（居住地：都市）上看，青春病都毫无疑问地成为小资们的集体病症。难怪前不久，有一本’70年代后的书这样自我命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对症下药，在新版《挪威的森林》封面上印上这么一行字：“一首感伤的青春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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