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明星
董岩：从电视金鹰奖、金话筒奖到入选“25年25人”，在电视圈里，你是光环比较多的年轻主持人。我注意到在“25年25人”的颁奖典礼上，你说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获奖了。
撒贝宁：“2006中国电视主持人盛典”是中国电视主持人诞生25年来第一次举行如此盛大的庆典。“25年25人”不是一次评奖，而是对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表彰。入选“25年25人”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条：各类电视节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且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各时期在电视界起到引领作用的主持人；曾经入选过6届全国金话筒奖、两届金鹰奖优秀主持人，以及2004年度最佳电视主持人。要符合这么高的条件，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很难。所以拿到这个奖项，很意外，是个惊喜。
董岩：在获奖人中，你是最年轻的，可以说是新一代主持人的代表。
撒贝宁：我觉得，一个奖项，从客观角度讲是对一个人的肯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则是对一个人的激励。这次25个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沈力老师，已经是奶奶辈了。论资历和业绩，我都浅得多、差得远。在我看来，他们对于我的奖励，是一种期望，一种承上启下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份荣誉。这个称号让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董岩：头上光环越多，压力也越大？
撒贝宁：如果刚进入媒体，就喜欢被光环包围，那就毁了我。我们总编曾对我说，做法律节目要耐得住寂寞，是十年磨一剑的工作；如果你想当明星就去“幸运52”或“开心辞典”。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平和的心态。经过9年的磨练，我的心态很好，从一脸书生气的阳光少年变成了有压力的青年。压力意味着责任。其实做一件事更像修行。温森特?梵高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也常常被学院派所嘲笑，但他仍全心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是一种苦行僧般的修行。我不奢望快乐、轻松地工作，真正体验工作的快乐，不能讲任何条件。需要一种纯净的心态，及时卸掉包袱，去面对新的挑战。
董岩：在不少人眼里，你是一个明星、偶像，出名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撒贝宁：我不是明星。不是一个轰轰烈烈、振聋发聩的宣言者，只是一个法制节目的传播者，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平和、公正与贴近。我已经忘了出名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在北大时，生活很平淡。每天穿着拖鞋在餐厅里吃饭，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如果有特别之处，就是作为法制节目的主持人，有许多无形的约束，你要洁身自好，要自律，不能有任何污点和错误，要为国家法治建设做些贡献。身为公众人物，在工作、生活中可以得到很多便利，但我不愿图一时之便，而让旁人不快，失去法制节目主持人的公平精神。朋友说我活得累，但这样做心里踏实、坦然，我很在乎公众的评价。
董岩：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
撒贝宁：我最欣赏的是崔永元、白岩松。我总觉得，小崔可以准确无误，一眼看穿人心。即使你做了各种准备，他总能提出一些问题，永远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意料之中。这是小崔了不起之处。而白岩松眼里永远有发现。比如在世界杯足球赛上，他总能观察、捕捉到新闻。他永远有看不尽、说不完的新闻，超强的新闻敏感和良好的新闻素养让人羡慕。董岩：与他们相比，你怎么看自己的主持风格？
撒贝宁：我还差得很远。我中学时就喜欢看他们主持的节目，后来成了同事后仍觉得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特别是现场组织、调配能力，还欠缺些。
董岩：在很多人心中，你是他们的偶像。
撒贝宁：即使做一个偶像，也绝不是别人见了就让签名的那种，而是做最具权威性的、让所有人都折服的那种。
董岩：这个目标很高。
撒贝宁：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时常常会问自己：我真的那么优秀吗？回望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许多机会不是留给我的，而是被我撞上并争取到了。如果这个机会走到另一个年轻人面前，他只要努力一点，也是能够抓住的。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会很知足，肯努力。我的工作就是说法
董岩：2003年8月，你被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评选为“法律援助形象大使”，现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印着你的大幅照片，满大街都能看见小撒的笑脸。
撒贝宁：如何对待弱势群体，怎样实现社会公平、平等，是每一个公民理应关注的。我接到“法律援助形象大使”聘书时，还跟司法部的张部长开了个玩笑，我说您这个聘书不规范，没期限哩。张部长一愣，问：那你希望做到什么时候呢？我说，希望我的青年时代甚至一辈子都投入到法律援助之中。于是这份形象大使的聘书就成了“终身制”。
董岩：温家宝总理视察央视时，曾对被聘“法律援助形象大使”的你说：“形象要好，行动也要好！”鼓励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