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岩：法学是严肃、理性的，与感性的艺术有天壤之别，为什么选择北大法律专业？
撒贝宁：在我眼里，法律同样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用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纠纷，用来平衡整个社会的艺术。其实自己最初对律师的肤浅认识来自于影视剧：带着假头套，在法庭里走来走去，很威风。我从小就喜欢表演和演讲，律师是最难得的表演。因为每个案子不一样，辩护词、当事人、观众也不一样，我喜欢这种挑战。在我看来，律师既能改变别人的命运、又有渊博的学识和表演的空间，能满足我表达和说服的欲望，很符合自己对职业的想象。我很幸运，不仅进了北大，而且还找到了兴趣和专业的契合点。
董岩：一个调皮的、爱好文艺的中学生，要做到学习、爱好两不误是不是很难？
撒贝宁：那时我很贪玩，对前途没有什么设想，很盲目地热衷艺术。高三的一位历史老师影响、改变了我。他觉得我很聪明，有很大的潜力，但不能浑然不觉，总是贪玩，把自己耽误了。每次下课他都找我聊，那时觉得他很啰嗦。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一个有潜力的孩子，一旦有一根针扎到身上，让你觉醒了，你就能做很多事情。听了老师的话，浮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突然觉得应该努力，应该尝试一下。当时正赶上北大保送机会，全国400多人只有两个名额，我最终通过了考核。是这个老师独具慧眼，开启了我的心灵之窗，给我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空。后来慢慢成熟了，走到今天，挖掘出了自己很多陌生的潜质，就更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了解的另一个自己，发现、挖掘出来，会让你惊喜。不能忘了那些支撑自己的肩膀
董岩：进了北大，又是一个新天地。
撒贝宁：北大是自由、宽松的，它是我心灵的栖息地。我在北大法学院四年没闲着，从大一开始搞广播电台，台长兼播音。大二搞戏剧社，在北大过足了戏瘾，不光是舞台上，还拍电视剧，获得了中央台“理想杯”二等奖。但最佳男主角没捞着，遗憾。大三作为合唱团团长率队远征西班牙，在国际比赛中勇夺第一。大四好事颇多，先被保送研究生，后又被“今日说法”吸纳成为主持人。从此开始了中央台、燕园两头跑的生活。
董岩：主持“今日说法”，是不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竞争？
撒贝宁：那时“今日说法”刚开始筹备，就到北大法学院招主持人，老师推荐了我，可我正组织戏剧社在香山排演话剧《保尔?柯察金》，呼机在山里收不到信号，只能面试其他的同学，走时他们留下了联系电话。一个星期后，我得知消息，但面试已经结束。我嘴上说，算了，无所谓，可心里却觉得这可能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机会。那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到底要不要去试一试，最后决定试试，不就是打个电话嘛。没想到，这个电话改变了命运。我在学校的公用电话亭，用饭票给栏目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钱蔚，她让我马上去试镜。后来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我穿上仅有的一套肥大的蓝西装，打了条红领带，急三火四地去试镜，像个傻女婿。那时夏天总在外面踢球，晒得又黑又瘦，像个猴子似的就“牵”来了。肖晓琳老师第一次见到我时，都不敢相信这是新招来的主持人。在演播室里，我结结巴巴地背了一段有关“企业破产”的毕业论文。编导急了：“停停，这是招主持人，不是让你背论文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报纸，“随便找一段，谈谈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就“美国一男孩因黑客被抓”一事，联想到北大的一个“邮件事件”说了一通。然后就回去等消息。两天后，接到了“尽早加入节目运作”的电话。
董岩：在大家眼里，你是一个幸运儿。从保送北大本科到保送北大研究生再到进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似乎一路畅通。
撒贝宁：是幸运，也是冒险。我到“今日说法”之前，是一个没有任何电视从业经验、没有接受过正规播音主持的22岁大学生。把中央电视台一个日播栏目交给这样一个小伙子，非常的信赖，也冒着很大风险。我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机遇，一旦做了，很难放下，因为电视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你不能辜负一个团队。当时栏目内部在我的主持去留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先作为记者留下来，慢慢培养；二是觉得镜头感不错，有可塑的潜力。关于我的争论每天都在进行，当时正值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业压力很大，而电视耗时耗力，那时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是坚持还是放弃？迷茫、煎熬，几乎天天失眠，盼着这样的日子赶快结束。
董岩：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撒贝宁：这段迷惘的日子有三四个月。1998年10月到1999年1月“今日说法”开播，那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录完节目，回到学校就是一摊烂泥。就是发着高烧也咬牙坚持，也不知是什么在支撑着自己，可能就是年轻人不服输的那股劲吧。觉得自己代表着北大法学院，代表着失去机会的那些同学，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一定要做好，没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