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岩：一个没有电视经验的新人，要承担一档日播栏目，机遇的背后，更多的是沉重的包袱。撒贝宁：我不是学播音的，不是学电视的，没有任何经验，一下子就被推到了最前面，面临着很大的困惑。尽管以前主持过学校的文艺晚会，但这与电视截然不同。刚开始主持“今日说法”时，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与嘉宾说什么好，一上去就围绕案子不知所云地东拉西扯，完全没有主题，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聊得摄像、导播昏昏欲睡。导播开玩笑说：“你把‘今日说法’都做成一台春节晚会了。”坐在演播室里，只要灯光一开，便紧张得汗如雨下，熬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逐步进入状态，从镜头前完全找不到感觉，到找到感觉、基本称职、不紧张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董岩：我知道，一直以来你的签名都是“‘今日说法’撒贝宁”，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撒贝宁：从1998年到现在，一晃已经9年了，我亲历了一个栏目诞生、成长的全过程，这是我青春岁月里最宝贵的记忆。有人曾问我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是在最心爱的岗位和最亲密的同事一起走到了今天。虽然工作沉重，但心情愉快，最快乐的是未来能和兄弟姐妹们一直走下去。我相信，只要有观众，这个家就不会散。
董岩：9年了，观众是在电视上看着你与“今日说法”一同成长的。
撒贝宁：一个人一定要懂得感恩。在成名前，你可能很难记得那些在关键时刻给你提供机会、平台和资源的人。一旦静下来，你会感到他们在你生命中的分量。不论如何打拼，都不能忘了那些支撑自己的肩膀。
如果连法制节目都娱乐了，说明法律是可笑的
董岩：在进入“今日说法”的第二年，你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主持人电视大奖赛，几乎一夜成名。
撒贝宁：那一年我获得了全国电视法制栏目主持人比赛一等奖，并且参加了我这一生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次比赛：“荣事达”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最终夺冠。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当时进入复赛的有50名选手，分为五组，每组10个人，我被分到了第五组。那天，我上场的时候，那道有关法律的专业素质题也出现在大屏幕上，现场的观众发出一阵轻微的惊叹声。其实，我们那个组有3名选手的题都与法律有关，而且是10个选手一起抽的签，每道题的信封一字摆开，所以，我只能说自己幸运。一炮走红，并不是什么好事，我还是个学法律的学生，没出校门就进了演播室，直接面对镜头说话。我不想被早早定位在主持人上，永远呆在演播室拿话筒，那样再说个一两年，我所学到的知识肯定会被掏空的。况且，当你得到奖杯的瞬间，荣誉已经过去了，如果怀里一直抱着它，你会走不动的。
董岩：你认为自己的成功和进步靠的是什么呢？
撒贝宁：我是沾了法律的光。央视是全国最权威、最大的宣传平台，而“今日说法”从创建之初就遇到咱们国家经济大发展、群众迫切需要法、渴望了解法的良机，一路走下来，我天天跟大伙见面；加上我从北大法学院毕业以来，头上有“法律硕士”、各种主持比赛奖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很容易与观众建立一种平等、信任、密切的关系，赢得他们的认同。开始主持“今日说法”时，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似乎没有多么轰轰烈烈，只有做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让我觉得有一些吸引力，但有一件事却改变了看法，让我知道了自己所做的节目的分量与意义。那是2001年，“今日说法”的观众，一个安徽老人来北京上访，是关于法律方面的事情，他在北大找到了我。老人倾诉着自己遇到的不平事，我给老人一些建议，让他找当地媒体，可能对于解决问题会更好一些。老人临走时非常感谢，还给我留下了一袋姜糖。两个月过后，老人突然又找来了，说是按我出的主意，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是来表达谢意的。他手里拎着一包茶叶，一条烟，还有一包姜糖让我收下。老人说：“我知道你们‘今日说法’的主持人绝对不会看不起我的礼物，不会觉得我的礼物太轻。”这件事让我忽然理解了：法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无意当中会成为促成一件事公平解决的一个因素。法制节目主持人的魅力在于带领大家触摸和认识法律真实的力量。
董岩：现在娱乐之风劲吹，相对于火爆的娱乐节目主播，法制节目主播是不是显得有些受冷落？
撒贝宁：法律规范与娱乐规则是不一样的，法律是沉静、理性，有力量，不张扬，喧嚣、热闹的，不是法律。如果法制节目主持人一旦搞笑、很火，这个国家的法律就会变得滑稽。董岩：怎么看法制节目的娱乐化？
撒贝宁：法制节目不排斥轻松的一面，但再轻松也到不了娱乐的层面。普法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可以编小品、带大家破案，这种轻松并不意味着娱乐，但可能达到娱乐的效果。法制节目与单纯的娱乐节目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目的不同、底线不同。法制节目在追求轻松时，还要考虑到准确、严肃、真实，有严格的底线。而娱乐节目的底线则是不恶俗、不违反道德。法制节目的最终目的是普及法律知识，所谓娱乐只是一种手段。
董岩：你很幽默、风趣，严肃的法制节目会不会束缚你的发展？
撒贝宁：法制节目并没有约束我，相反是考验我，如何把自己的能力融入到节目中。谈话过程是轻松的，如果我经常找不到理想的切入点，这是我自身的问题，并不是法律节目束缚了我。主持人有时会感到困惑，会找不到自己的观众。但做法制节目永远会跟当事人、观众做密切接触，让你感到观众就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很实在。
董岩：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
撒贝宁：感受力。以前我会觉得宽泛的、原则上的“公平”最重要，现在逐渐觉得感受力才是关键。就是说，看到当事人生活时，尽管你无法参与，但作为主持人一定要有切身感受。
董岩：这种情绪化会不会影响节目的客观、公正、准确？
撒贝宁：我们常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情绪化，但这种感同身受的情绪会帮助你进入节目中。我有时做节目，常常鼻子很酸。人是情感的动物，主持人不是无动于衷、高高在上的玩偶。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贴心人。与观众相距遥远，即使口齿再伶俐，表达再流畅，法律知识再丰富，也无济于事。
董岩：你期望自己做什么样的节目、成为什么样的主持人？
撒贝宁：我最期望把法制节目做成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流大媒体的主流节目，能够慢慢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