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岩：你认为自己的成功和进步靠的是什么呢？

　　撒贝宁：我是沾了法律的光。央视是全国最权威、最大的宣传平台，而“今日说法”从创建之初就遇到咱们国家经济大发展、群众迫切需要法、渴望了解法的良机，一路走下来，我天天跟大伙见面；加上我从北大法学院毕业以来，头上有“法律硕士”、各种主持比赛奖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很容易与观众建立一种平等、信任、密切的关系，赢得他们的认同。开始主持“今日说法”时，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似乎没有多么轰轰烈烈，只有做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让我觉得有一些吸引力，但有一件事却改变了看法，让我知道了自己所做的节目的分量与意义。那是2001年，“今日说法”的观众，一个安徽老人来北京上访，是关于法律方面的事情，他在北大找到了我。老人倾诉着自己遇到的不平事，我给老人一些建议，让他找当地媒体，可能对于解决问题会更好一些。老人临走时非常感谢，还给我留下了一袋姜糖。两个月过后，老人突然又找来了，说是按我出的主意，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是来表达谢意的。他手里拎着一包茶叶，一条烟，还有一包姜糖让我收下。老人说：“我知道你们‘今日说法’的主持人绝对不会看不起我的礼物，不会觉得我的礼物太轻。”这件事让我忽然理解了：法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无意当中会成为促成一件事公平解决的一个因素。法制节目主持人的魅力在于带领大家触摸和认识法律真实的力量。

　　董岩：现在娱乐之风劲吹，相对于火爆的娱乐节目主播，法制节目主播是不是显得有些受冷落？

　　撒贝宁：法律规范与娱乐规则是不一样的，法律是沉静、理性，有力量，不张扬，喧嚣、热闹的，不是法律。如果法制节目主持人一旦搞笑、很火，这个国家的法律就会变得滑稽。董岩：怎么看法制节目的娱乐化？

　　撒贝宁：法制节目不排斥轻松的一面，但再轻松也到不了娱乐的层面。普法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可以编小品、带大家破案，这种轻松并不意味着娱乐，但可能达到娱乐的效果。法制节目与单纯的娱乐节目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目的不同、底线不同。法制节目在追求轻松时，还要考虑到准确、严肃、真实，有严格的底线。而娱乐节目的底线则是不恶俗、不违反道德。法制节目的最终目的是普及法律知识，所谓娱乐只是一种手段。

　　董岩：你很幽默、风趣，严肃的法制节目会不会束缚你的发展？

　　撒贝宁：法制节目并没有约束我，相反是考验我，如何把自己的能力融入到节目中。谈话过程是轻松的，如果我经常找不到理想的切入点，这是我自身的问题，并不是法律节目束缚了我。主持人有时会感到困惑，会找不到自己的观众。但做法制节目永远会跟当事人、观众做密切接触，让你感到观众就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很实在。

　　董岩：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

　　撒贝宁：感受力。以前我会觉得宽泛的、原则上的“公平”最重要，现在逐渐觉得感受力才是关键。就是说，看到当事人生活时，尽管你无法参与，但作为主持人一定要有切身感受。

　　董岩：这种情绪化会不会影响节目的客观、公正、准确？

　　撒贝宁：我们常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情绪化，但这种感同身受的情绪会帮助你进入节目中。我有时做节目，常常鼻子很酸。人是情感的动物，主持人不是无动于衷、高高在上的玩偶。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贴心人。与观众相距遥远，即使口齿再伶俐，表达再流畅，法律知识再丰富，也无济于事。

　　董岩：你期望自己做什么样的节目、成为什么样的主持人？

　　撒贝宁：我最期望把法制节目做成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流大媒体的主流节目，能够慢慢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有时候大家看法制节目可能会有一种猎奇心理，但我希望看了节目以后能自觉参与到国家的法制建设中去，想想作为一个公民，我能对这个国家成为法制国家做点什么，我能不能别再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能不能别再喝了酒以后开车等等。我对自己个人的期望，则是能够做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验不断丰富，对法制不断理解，包括对法制节目掌控能力不断增强，做一个非常权威的法制节目主持人，能够在跟专家的对话中，把专家精辟的见解、最精彩的论点用观众最能接受的方式表述出来。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这样专业、权威的传播者。

　　我不是明星

　　董岩：从电视金鹰奖、金话筒奖到入选“25年25人”，在电视圈里，你是光环比较多的年轻主持人。我注意到在“25年25人”的颁奖典礼上，你说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获奖了。

　　撒贝宁：“2006中国电视主持人盛典”是中国电视主持人诞生25年来第一次举行如此盛大的庆典。“25年25人”不是一次评奖，而是对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表彰。入选“25年25人”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条：各类电视节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且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各时期在电视界起到引领作用的主持人；曾经入选过6届全国金话筒奖、两届金鹰奖优秀主持人，以及2004年度最佳电视主持人。要符合这么高的条件，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很难。所以拿到这个奖项，很意外，是个惊喜。

　　董岩：在获奖人中，你是最年轻的，可以说是新一代主持人的代表。

　　撒贝宁：我觉得，一个奖项，从客观角度讲是对一个人的肯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则是对一个人的激励。这次25个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沈力老师，已经是奶奶辈了。论资历和业绩，我都浅得多、差得远。在我看来，他们对于我的奖励，是一种期望，一种承上启下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份荣誉。这个称号让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董岩：头上光环越多，压力也越大？

　　撒贝宁：如果刚进入媒体，就喜欢被光环包围，那就毁了我。我们总编曾对我说，做法律节目要耐得住寂寞，是十年磨一剑的工作；如果你想当明星就去“幸运52”或“开心辞典”。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平和的心态。经过9年的磨练，我的心态很好，从一脸书生气的阳光少年变成了有压力的青年。压力意味着责任。其实做一件事更像修行。温森特?梵高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也常常被学院派所嘲笑，但他仍全心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是一种苦行僧般的修行。我不奢望快乐、轻松地工作，真正体验工作的快乐，不能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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