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３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３月３１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５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

     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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