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跃升与殒落

丁凯文

    文革中政治新星戚本禹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戚大帅”。戚本禹相对于其他同龄人而言，可说是少年得志，早早就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中南海，虽然说不上日日受中共精心的培养，却是近水楼台得到中共领袖思想风范的醺陶，自是普通老百姓所无法期盼的。再加上戚本禹先天聪颖，后天刻苦，为自己奋斗出一番可观的天地。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年纪轻轻即跻身“中央首长”之列，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之一，其声势如日中天，实乃一颗迅速跃起的政治新星，然旋踵之间却急速殒落，甚至化为尘埃。曾几回首，若非毛泽东悍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戚本禹按部就班地发展，则必有另一番骄人的成绩，断不可能身陷囹圄18年。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命耶？运耶？历史应该怎样评价，人们可以又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一、青年时代：“八司马事件”因祸得福

    戚本禹出生于１９３１年，祖籍山东省威海市。１９４２年随父亲到上海，随后进入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投身地下学生运动，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因其学习成绩好，理论水平较高，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１９岁。

    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当时的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江青和田家英。这个秘书室实乃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戚本禹刚开始在此作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１至３卷，戚本禹是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选文章要逐字逐句地校对，往往要通读5、60遍，工作虽然乏味，但从此戚本禹对毛泽东著作颇为熟悉，了然于胸。

    此后戚本禹在中共中央信访局工作，50年代后期担任政治秘书室一科科长，行政16级干部，主要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工作。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当时的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们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8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这个问题被反映到毛泽东处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决定，毛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８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当年５月初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如何载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对戚本禹而言，毛泽东简直就是恩同再造。

二、参与李秀成变节说的史学争鸣

    天资聪颖的戚本禹业余时间喜好钻研历史，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史尤感兴趣，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太平天国东王李秀成。由于中共建国后歌颂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李秀成敢于揭杆起义造反，后又死于满清王朝的屠刀下，自然成为大陆史学界肯定的正面人物。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明显表露出乞降求抚及苟且偷生之意，如何评价李秀成其人一度成为史学界有所争论的焦点。

    １９６３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投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深入探讨此一历史公案并引发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历史研究》在当年第4期上予以全文发表。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出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戚本禹认为，李秀成“在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认不了的。”，并指责李秀成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戚本禹在文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罗尔纲等人也先后撰文与戚本禹商榷。据戚本禹自己说，毛泽东后来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了几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历史事件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史学界对某个事件展开探讨、辩论原本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姑且不论戚本禹文章是否真有道理，但他这种不囿前说，敢于提出不同观点本身还是值得提倡的，人们不应以后来戚本禹被当局打倒而全盘否定戚本禹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受政治风向的干扰，史学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历史研究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近现代史研究尤甚，官方肯定了的说法就可大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观点，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的帽子，这就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李秀成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极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也成为中共日后抓叛徒的象征。文革中中共将前领导人瞿秋白《我的自述》拿来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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