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审当年那段历史，毛泽东处心积虑发动一场大的运动，他更要强调全党对他保持一致，老干部老革命们都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所以更要强调保持晚节，乃至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们强调“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戚本禹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一篇史学商榷文章，而在于那时的史学研究也蒙上了一层极左的色彩，史学研究为当今政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打倒某些人的锐利武器，不同的观点可以被任意曲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日后发生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学界名人吴晗、剪伯赞也是死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自从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褒扬后，戚本禹名声大噪。１９６４年夏陈伯达将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编辑成员都是学有所长的理论学者，戚本禹如此年轻就迈上这一台阶，实属党内年轻俊彦，一时前途无量。

    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下决心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身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戚本禹竟然丝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来历。但是随后，戚本禹紧跟形势，在１２月８日于《红旗》第１２期上发表了《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确表态，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文革第一声战斗号令，表示出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戚本禹名声大噪。有了毛泽东这个“尚方宝剑”，戚本禹先后写下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５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反动实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指责吴晗“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采取了扣帽子的上纲上线作法，与姚文元批吴晗的蛮不讲理、欲加之罪如出一辙。戚本禹再接再励又写出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第７期上，戚本禹将吴晗等人定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该文随即在５月１６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积极配合了毛泽东、江青打击党内彭罗陆杨的战役。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戚本禹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时年戚本禹仅３５岁，真是时势造英雄，一颗党内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工人、各地造反派组织等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之间，戚本禹就发表了大约１２０余次左右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戚本禹大都秉承毛泽东、江青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夺权运动，批判“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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