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个被造反派酷刑致死的政府部长。作为造反派的组织者戚本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将张霖之定为煤炭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是出自毛泽东之口。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争执，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煤炭部谁是走资派呢？毛泽东张口就点了张霖之的名字，从此张霖之被上了走资派的黑名单。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也点名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江青的“尚方宝剑”，造反派有恃无恐地酷刑毒打张霖之，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张霖之竟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显然造成张霖之之死的元凶就是毛泽东，戚本禹最多就是个从犯和打手。现在人们在追究文革责任时不应舍本而逐末，忘记掉文革元凶的罪责。

七、戚本禹的倒台

    戚本禹是文革初期跃升的一颗政治新星，然而，这颗新星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殒落。戚本禹为何会倒台？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对王力、关锋写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红旗》杂志社论极为不满？亦或是毛泽东对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大搞“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击，从而导致了王力和关锋的最先倒台，同时也牵连到戚本禹，最终导致了戚本禹的下台？

    １９６７年是中央文革最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江青等极左派秉承毛泽东“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夺权狂潮，先有上海的“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事后的认可，随后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面对如此疯狂的运动，绝大多数人忧心忡忡，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祇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统统跑了出来，正好可以来个全国改天换地。然而，毛泽东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毛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可以畅行无阻，没想到在武汉地区却碰了一个大钉子。武汉“七二Ｏ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认识到，对军队的高干不能压迫太紧，否则就会激出意想不到的后果。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处理“七二Ｏ事件”，事件的主角——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并未身陷囹圄，反而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其他大军区的司令，如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被接到中南海，过上了几天舒适的生活，再也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开始改变他的战略部署。军队要安定，军人要安抚，那些激起民愤的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就成了毛泽东最先抛出的替罪羊。王力、关锋等人所写的文章其实无不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达毛泽东的声音，体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精神实质，但此时，毛泽东抓住一个王力的“八七讲话”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大作文章，将它当成王力、关锋等人的罪状，一举将他们打倒。

    王力和关锋倒台后，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终日。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向毛泽东递交了他的检讨信。戚本禹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则在信上批了几句不疼不痒的字“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但是戚本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１９６８年初戚本禹终于也被迫“请假检讨”了。

    事实证明，每当国内出现乱局，毛泽东就要抛出一些人予以打倒，将所有的坏事都推到这几个人头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是文革当中涌现的“小人物”，文革初期张牙舞爪得罪了不少人，他们的倒台不会影响整个文革大局，对中央文革也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