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１６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６０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１９６５年第１２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７６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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