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方志记载，在属于太行山边缘地区的河北省涉县索堡村唐王山、涉城镇北岗村、城关镇河南店、张家庄云头山、河南省林县以及淇县灵山等地，都有女娲遗迹分布。其中涉县娲皇宫依唐王山山势而建，雕梁画栋，楼阁雄伟，云雾缭绕，形势巍峨，是国内现存女娲遗迹中最为美丽、辉煌的纪念性建筑。据记载，其创建时间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以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河南省淇县灵山娲皇庙，乃是与《封神演义》所写“商纣王淫诗戏女娲”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古老、重修建筑，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其意义和价值也十分重要。从以上遗迹的分布和命名情况看，涉县娲皇宫和淇县娲皇庙都属于当年女娲巡行太行山地区时的经行(行宫)、停留(祠庙)之处。
为什么女娲生存、活动的重要舞台是在北方山西，而不是在古代中国境内的其他任何地方?这首先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山西的地理、自然、气候、环境等条件有关：由于山西有“山河环护”，具备保证古代人类居住、生存必需的安全性、封闭性、隐秘性、防御性和生存资源性，所以古代山西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祖先生存居住的天然温床和摇篮；据考古发现：山西芮城风陵渡有旧石器时期距今100多万年的西侯渡遗址和距今六七十万年的合河遗址，山西襄汾县有距今二三十万年至5万年的丁村遗址，山西省沁水县有中石器时期距今1万多年前的下川遗址，山西吉县有距今1万年左右的柿子滩遗址……以上根系久远、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链条，为女娲文化产生、出现于山西境内，提供了生动有力的文化背景和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据。
黄土高原山西境内存在大量女娲遗迹的重要事实，也为黄河中游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摇篮的科学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现代人类相比，远古人类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了解、应变、防御能力十分低下，除了令他们防不胜防、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以外，人类生存必需的食物来源和生产工具、防御工具的寻求、选择，以及年复一年、循环交替的酷暑、严寒，都令他们应对不暇、苦心焦虑，黄土高原山西地区与一望无际、旷野千里、藏身无所、求食无源和盛夏暑热难耐、严冬季节无处藏身的华北东南平原地区相比，兼有高山、丘陵、盆地、平原，河流、湖泊和气候温和、林木茂盛，可渔可猎、食物多源、栖身方便、防御多策等等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自下而上活动的首选之所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诞生和发源之地。
近20多年来，在南方和北方不少地方，陆续发现了不少古代文化遗址，有人就提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多元、多中心态势。这种看法甚为幼稚。因为这些发现都是零零散散、相对孤立，既不成阵势、更不成链条，也没有像女娲这样杰出、著名的母系部族领袖人物，更没有建树起如同女娲一样的巨大历史功绩，所以这些考古发现报道只具有哗众取宠、取悦一时的新闻价值，绝对不能动摇和降低黄土高原山西大地天然造就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摇篮领先地位和中心作用。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女娲在山西太行山区众多活动遗迹的存在，和有关女娲“炼石补天”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充分证明女娲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已经具备了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带领民众抵御自然灾害和克服自然灾难的伟大勇气、精神和高度智慧、能力；意味着处于中石器时代后期的母系部族社会，已经进入到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黎明时期。随着疑古派的民族虚无主义邪说在史学界被日渐扫清；以及对女娲神话传说的科学诠释和“炼石补天”、“女娲行迹”等史实的真相大白，女娲身为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崇高地位将会被日益确定；她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进步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将流芳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