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是聂耳创作热情最为高涨的一年，也是最丰产的一年，他自称这一年是他的“音乐年”。他先后为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风暴》创作了《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等插曲，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歌》、《牧羊女》。为发展民族音乐，他领导组建了百代国乐队(又称“森森国乐队”)，自任队长兼指挥，经常演奏他整理改编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这些作品后来都灌制了唱片，在中国的群众音乐生活中，比西洋乐唱片更受欢迎。同年10月，任光、聂耳主持举办“百代新声会”，邀集各界人士欣赏百代公司新录制的唱片。聂耳创作《毕业歌》、《大路歌》等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因自己写作的歌曲《飞花歌》、《牧羊女》被美商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引起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不满，聂耳于11月底辞职离开百代公司，又回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从事音乐创作。他为该厂拍摄的影片《新女性》配音，并创作了主题歌《新女性》组歌。1935年1月，聂耳为田汉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4首插曲。之后，他又为电影《逃亡》写了主题歌《逃亡曲》和插曲《塞外村女》。

　　1935年1月6日，聂耳用“王达平”的笔名发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热情地肯定《渔光曲》等一系列革命歌曲，认为这些音乐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音乐的光明前途。他坚信：“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生长，而流行的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

　　后来的事实正如聂耳所料。聂耳创造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谱写出救亡的乐章

　　聂耳一生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除一些抒情歌曲外，反映劳动人民及革命青年生活和斗争的占有较大比重，再就是为数众多的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聂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大众的心声，为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聂耳始终坚持了扎根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大众感情，为人民的需要而创作的思想。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艺术家“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基于这样的认识，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坚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劳动者的心声，并经常踏着晨霜夜露去体验女工们上班的辛苦，与码头工人交谈，与小报童交朋友。关于这一点，我亲耳所闻的一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无锡的鼋头渚发现有一个“聂耳亭”，便好奇地问：“聂耳与无锡有什么关系吗?”当地的同志说：“有啊!”便给我讲了以下一段动人的故事：1934年夏，聂耳为影片《大路》作曲时，编导孙瑜希望主题歌能写得像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深沉有力。为此，聂耳先到上海郊区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压路的大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并就自己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征求意见，反复修改。10月中旬，聂耳又随电影摄制组到无锡拍摄外景。当时，无锡鼋头渚后山正在修一条公路。一次，工人们请聂耳唱歌，聂耳站起来说：“好吧，我就唱一首大家用血汗所谱写的《大路歌》吧。”歌声使一个个筑路工人听得出了神，有些老工人流出了热泪。当时，聂耳一行就住在鼋头渚后山北麓的陈家花园。解放后，无锡市人民为了纪念聂耳和他的《大路歌》，便把这里一座简朴的亭子命名为“聂耳亭”。

　　聂耳的许多作品的主题和基本音乐元素，都与大众的思想、情感、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直接来源于民众的劳动生活。早在1932年5月，聂耳随明月歌剧社去武汉演出，轮船夜间停靠在九江时，江上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和音乐创作的冲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他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这正是他日后创作《码头工人》的素材。

　　聂耳创作的很多歌曲背后，几乎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审他深入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义勇军进行曲》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4年7月，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但刚写出电影故事和一段歌词，就被反动政府逮捕了。文学剧本的创作由夏衍来继续完成。聂耳听到这部电影需要谱写一首主题歌的消息后，便主动去找夏衍。他拿到剧本，把田汉写的歌词念了两遍后，顿觉浑身热血沸腾，激动地说：“作曲交给我吧，我干!”

　　聂耳在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构思，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以及该片的另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1935年初，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聂耳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他，让他离开上海出去躲避，而聂耳也希望借此机会出国深造。于是，他决定经日本去欧洲、苏联。由于形势紧迫，他不得不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乐谱带到日本去修改完善。因此，这首歌的定稿是聂耳从日本寄回上海的。

　　聂耳在继承中外优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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