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聂耳为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作曲，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聂耳表现劳苦大众斗争生活的处女作。此后，他又为独幕话剧《饥饿线》创作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为女报童“小毛头”作了著名的儿童歌曲《卖报歌》等。这些歌曲首次对那些与时代不合拍的靡靡之音发起了挑战，并逐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时的聂耳，已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股的主任和影剧界的忙人。他不仅出演影片中的各种角色、为影片配音、辅导演员唱歌，还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负责人、“联华一厂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电影界游艺会”筹备委员等。极为繁重的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很大的伤害。在一次影片外景拍摄时，他突发脑溢血当场昏倒在地，被紧急送进医院治疗。但他在医院里只住了7天，就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去。
由于左翼电影工作者的电影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不断被唤起的民众反抗意识，便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压制。因聂耳积极参加各种左翼文艺活动，联华影业公司老板迫于压力，借口聂耳有病需要休养，于1934年1月解雇了他。同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和田汉的安排下，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担任录音、作曲等工作，后来升任公司的音乐部副主任。聂耳和先期进入百代公司、担任音乐部主任的任光等，利用公司为英资企业、不受国民党政府审查的有利条件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组织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唱片。
1934年是聂耳创作热情最为高涨的一年，也是最丰产的一年，他自称这一年是他的“音乐年”。他先后为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风暴》创作了《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等插曲，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歌》、《牧羊女》。为发展民族音乐，他领导组建了百代国乐队(又称“森森国乐队”)，自任队长兼指挥，经常演奏他整理改编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这些作品后来都灌制了唱片，在中国的群众音乐生活中，比西洋乐唱片更受欢迎。同年10月，任光、聂耳主持举办“百代新声会”，邀集各界人士欣赏百代公司新录制的唱片。聂耳创作《毕业歌》、《大路歌》等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因自己写作的歌曲《飞花歌》、《牧羊女》被美商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引起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不满，聂耳于11月底辞职离开百代公司，又回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从事音乐创作。他为该厂拍摄的影片《新女性》配音，并创作了主题歌《新女性》组歌。1935年1月，聂耳为田汉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4首插曲。之后，他又为电影《逃亡》写了主题歌《逃亡曲》和插曲《塞外村女》。
1935年1月6日，聂耳用“王达平”的笔名发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热情地肯定《渔光曲》等一系列革命歌曲，认为这些音乐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音乐的光明前途。他坚信：“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生长，而流行的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
后来的事实正如聂耳所料。聂耳创造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谱写出救亡的乐章
聂耳一生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除一些抒情歌曲外，反映劳动人民及革命青年生活和斗争的占有较大比重，再就是为数众多的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聂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大众的心声，为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聂耳始终坚持了扎根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大众感情，为人民的需要而创作的思想。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艺术家“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基于这样的认识，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坚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劳动者的心声，并经常踏着晨霜夜露去体验女工们上班的辛苦，与码头工人交谈，与小报童交朋友。关于这一点，我亲耳所闻的一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无锡的鼋头渚发现有一个“聂耳亭”，便好奇地问：“聂耳与无锡有什么关系吗?”当地的同志说：“有啊!”便给我讲了以下一段动人的故事：1934年夏，聂耳为影片《大路》作曲时，编导孙瑜希望主题歌能写得像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深沉有力。为此，聂耳先到上海郊区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压路的大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并就自己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征求意见，反复修改。10月中旬，聂耳又随电影摄制组到无锡拍摄外景。当时，无锡鼋头渚后山正在修一条公路。一次，工人们请聂耳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