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西山聂耳墓碑的侧墙上，用大理石雕刻着一首田汉为悼念聂耳写下的诗文：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侵，边疆次第怀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７日，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噩耗传来，全国人民都为之悲痛和哀悼。

    当时，田汉被国民党幽禁在南京，无法得知上海情况和聂耳的有关消息，这首诗是后来才写的。诗末，作者写有小序：“入狱中朋辈叛攻者颇多，出狱日忽闻聂耳兄又以学游泳于太平洋羁魂不返。其与吾国之音乐、戏剧、电影界之损失，一时殆无法补偿。上海友人有追悼之意，从而写此，不觉泪随笔下也。”

    这首诗和序文，不仅深深地表达了作者为中国音乐界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最真诚的战友而深感悲痛；同时，也是对于聂耳的评价。

    １９３０年７月，聂耳因为在昆明参加学生运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视，不得不顶替他的三哥聂叙伦到上海“云丰申庄”去当一名店员。后来“云丰申庄”倒闭了，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９岁的聂耳考入了“明月歌舞剧社”当小提琴手。就在这年的上半年，田汉在“明月歌舞剧社”初次与聂耳相识。他俩作了一次长谈，聂耳不平凡的经历和十分艰难的家世，还有他火一样的革命热诚，使田汉深受感动。他们谈得很投机，虽然聂耳比田汉小１４岁，但俩人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１９３２年，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上海文艺界左联音乐小组，与张曙、吕骥、安娥、任光等同志在一起工作。到１９３３年聂耳又参加了“苏联之友”音乐组。同年，他们俩人开始合作。聂耳为田汉拍摄的影片《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谱曲。这是他俩合作的第一支歌曲。从已出版的《聂耳全集》中查实，聂耳创作的音乐作品共计４２首。其中，器乐曲占７首，有歌词的作品为３５首。田汉作词有１０首，是聂耳歌曲中作词最多的人。另外聂耳的作品中，还有５首歌词是田汉的夫人安娥同志创作的。

    田汉原名田寿昌，他不仅是我国杰出的革命戏剧家、诗人，也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当时，他任中共地下党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上讲，他对于聂耳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１日，聂耳在日记中写有“田汉约明晨晤谈”等文字。１９３３年初正是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田汉和赵铭彝，监誓人是夏衍同志。据夏衍回忆，聂耳的入党仪式是在当时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的角落里举行的。党旗是用一张纸现画的，宣誓结束后当场烧毁。

    １９３４年的夏天，聂耳又为田汉创作的电影剧本《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这首充分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抗日爱国热情的作品，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这段时间里，田汉想以码头工人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写一个剧本。他常在傍晚约着聂耳到外滩边上去观察和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有时，田汉还把儿子田海男也一同带去。聂耳听了码头工人扛木箱、打夯时所唱的号子，就迅速用笔把这些曲调记录下来。

    １９３４年上半年，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本创作出来后，插曲的歌词除了一部分是他自己写作外，另一部分由蒲风同志写作。整个歌剧的作曲，全部交给了聂耳。与此同时，聂耳还担任了全剧的导演和主演。聂耳在剧中扮演了码头工人老王。这件事情反映了田汉对聂耳的信认，也显示了聂耳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当时，聂耳的精力十分旺盛，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时，他和田汉讨论剧本的细节处理；有时，又要帮助其他演员揣摩角色。在《扬子江暴风雨》的排练过程中，每一个场面，每一个动作，他都要反反复复地修改。聂耳年龄不大，但他却把整个剧组的一班子人，指挥得有条有理。中午休息时，他的午饭往往是在小摊上买几个烧饼或吃上一碗阳春面就行了。

    经过紧张繁忙的努力，歌剧终于要上演了。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要找到一个演出进步戏剧的场所是十分不容易的。当时的上海麦伦中学，有一批进步的教职员，他们请校长出面，利用筹建该校体育馆搞募捐的名义，才借到了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供《扬子江暴风雨》作首次演出的地点。

    １９３４年７月，歌剧正式公演了。一共演了３天，每天两场的戏票全部售完，真是盛况空前。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当时在麦伦中学读书，他也参加了演出，扮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当剧情进入高潮：码头工人们不愿帮帝国主义搬运军火，而把一箱箱军火推入黄浦江，日本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于是码头工人老王非常愤怒地抱着死去的小栓子高声唱“难友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明天。我们并不怕死，不要拿列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这个时候，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像开了锅的水一样。观众坐不住了，大家都站立起来，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扬子江暴风雨》首场演出时，田汉的女儿田野由大人领着在台下看戏。当她看到台上哥哥田海男扮演的小栓子被特务开枪打死时，就在台下大声哭喊：“哥哥被特务打死了！哥哥被特务打死了！”她的哭声，大大加强了剧场效果。

    演出结束后，观众眼里含着泪水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发出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使大幕迟迟无法放下。当天晚上，有一个塔斯社的记者也观看了演出，他把这场热烈壮观的演出场面，在苏联报纸上作了报道。

    这次合作，使田汉终生难忘。直到解放后的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他在上海看《扬子江暴风雨》重新彩排时，又写了一首《忆聂耳、冼星海》诗作；

    黄浦滩上路，熙攘未大改。
    当时中国人，今日作主宰。
    崇楼入云汉，巨舶耀光彩。
    建设新国家，汗水任挥洒。
    扬子风雨暴，黄河浪涛骇。
    当时新乐府，赖于起衰怠。
    生命虽短促，艺术是千载。 --（人民大歌手--聂耳、冼星海！）

    １９３４年秋天，田汉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奋起抗日为题材，创作了一个电影故事《风云儿女》，由于他当时正忙于从事话剧创作，实在没有时间把它再改写成电影剧本；而电通公司又很重视《风云儿女》的故事，希望早日开机拍摄，于是便约请夏衍同志，将它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再请许幸之写成分镜头脚本，于１９３５年月正式开拍。

    据于伶同志回忆，田汉当时不能公开露面，是躲在一个小旅馆临时租用的房间里写作的。田海男也说：“在那长夜漫漫的年代里，我和祖母虽然与父亲同住在上海，但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追捕，祖母只好带着我另住一处。我们还经常搬家，我上学时也改名换姓，在动荡的生活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风云儿女》开始拍摄。而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后来补写的。他是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衬纸上送出去的。

    １９３５的２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田汉送走赶赴苏联演出的梅兰芳同志回家后不久，就被捕入狱了。聂耳得知《风云儿女》的电影要谱曲后，他去找到夏衍同志讲：“听说《风云儿女》结尾有首主题歌，作曲就交给我干吧！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为了作曲的需要，在尽量保持田汉原词的前提之下，对歌词稍加改动。　　对这首歌词的改动情况，田汉后来在他著的《影视追怀录》中，是这样说的：

    “我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

    １９３５年３月下旬，聂耳开始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写出了初稿之后，他找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同志。很高兴地对他讲道：“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工作。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许幸之俏皮地回答说：“没有把你赶走，或者的把你送疯人医院去，总算便宜你了。”聂耳还把刚谱出来的歌，试唱给许幸之听，请他提出修改意见，以便作进一步加工。由此可见聂耳谱这首曲时，他是被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创作激情如潮水一样从脑海里涌现出来，才使之一气呵成。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传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渴望学习的聂耳，决定出国考察。党组织为了保护年轻有为的战士，批准了他们的计划。于是４月１５日，他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前往日本继续加工修改。定稿以后，他才把歌曲寄回上海，由制片厂于同年５月９日正式录音。

    《风云儿女》的电影上映以后，《义勇军进行曲》马上在全国流行开了。因为它是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心声。

    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短短的４年中，田汉与聂耳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聂耳写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与田汉的交往。只是在特殊险恶的环境条件下，党组织的纪律不允许他作详细记录，怕日记万一落到敌人手里，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新中国建立以后，田汉同志曾多次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他与聂耳的交往。在《聂耳与〈聂耳〉影片》一文中，他说：“一个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验他生前给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但凡你忠心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那样忘不了你，始终记忆犹新地纪念你，尽管你的寿命并不怎么长。”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一文中，田汉写道：“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的，由夏衍同志监誓。我们无限荣幸地能为党吸收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音乐战士。”又说：“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方法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他艺术创作无往胜的道路。”

    在谈到两人合作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时，田汉还说：“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明快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１９４５年，田汉带领田维儿童剧团来昆明演出时，曾专程到西山聂耳墓吊唁过。后来，１９５４年２月，他带领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云南分团代表团到昆明慰问时，又第二次到西山扫聂耳墓。２月的西山，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田汉同志告诉随行的同志说：“采些野花来献吧！”于是大家分头去采来红的、黄的、白的、蓝的各色花草，交给田汉。他扎成一把之后，呈献在聂耳墓前，并带领着随行人员恭恭敬敬地向聂耳的英灵三鞠躬。站在前排的田汉，眼含泪花，神情肃穆，久久缅怀早已逝去的亲密战友，使在场的慰问团成员和部队的摄影记者也深受感动，当场还拍了照片。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田汉同志在“文革”中被肆意摧残迫害，死于狱中。至此，《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词曲作者，都已先后离开了入世。但他们合作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却传遍了五洲四海。每当我们听到这首代表祖国的尊严与形象，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战歌时，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两位革命的艺术家。

    古人说：“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所思所言才能不谋而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缅怀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学好国歌，唱好国歌，让国歌永远激励着我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玉溪网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