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放大。    

    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由初建时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7个军分区；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80个县，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主力部队从3000人变成30多万人，扩大了100倍。    

    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和妻子张瑞华

    父亲曾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2002年9月，我到阜平县城南庄寻访父亲的足迹时，一位叫张建忠的老乡拉着我的手说，他听奶奶讲，一次，他家的鸡跑到父亲住的院子里，把刚刚做好的饭啄得乱七八糟，父亲的警卫员上前追赶，一不留心把鸡打死了。父亲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让他写了检讨。事后，这个战士在一名干部带领下来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给他奶奶一块银元。张建忠说：“奶奶把这块银元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家里孩子上学，就交了学费。”    

    著名诗人田间，当时就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用一首名为《偶遇——题聂司令员》的诗，记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活片断——    

    将军，他在我门前/喝过茶，歇过马/将军，他在我门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得差不差/……将军又是威严/又是那么仁爱/好比山间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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