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到了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同机来的人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沮丧万分。北京的秋夜已经很凉了，廖汉生的心里却感到了一股股振奋不已的热流。

　　当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党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

　　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堵塞上海与外界交通、占领广播电台的计划已经制订出来，有人叫嚣：“豁出去干了！”有人犹豫：“等等再说。”

　　两天后，廖汉生受命匆匆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范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

　　转入人大工作，廖汉生从一个老兵变成了一名新兵，看到农民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高兴地说：“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进入改革开放和新的历史时期，廖汉生多次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退下来。198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脱下穿了54年的军装，结束了四海为家的戎马生涯，定居北京。次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任两届，一干就是十年，由一个老兵转为人大工作的新兵。

　　其实，他对人民代表大会不算陌生。从1954年的第一届到1993年的第七届，他除了第二届以外，前后当了三十多年的人民代表。不过前两届只是开会时谈谈意见，参加表决。“文革”中的第四届代表是临时确定的，当时有的同志到北京来参加大会时，还不知道自己是代表了。当中国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之后，廖汉生专注地投入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中。
　　每年，廖汉生都要用一半的时间到基层去考察，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跑的最多的是老、少、山、边、穷地区。他从这样的地区走出来，中国革命也是从这样的地区走向胜利的。

　　十多年来，廖汉生差不多每隔一年就回到处于湘西山区的家乡看一看，这里早在1929年就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是湘鄂川黔苏区的中心，是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出发地。站在这块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他能真切地感受到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同时又常常慨叹：变化得太慢了，至今还没有完全脱开一个“穷”字。他着急、焦虑、发火，有时实在憋不住也骂人。特别是看到在家乡迟缓的发展变化中，领导干部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不去听、也不想听人解释这个原因、那个理由，不管碰到的是县、市、省负责同志还是中央领导，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个干部本事再大，不经过一段时间扎扎实实的奋斗是干不出名堂的。基层干部不要像走马灯似的换，即使是来镀金嘛，也要有个程序，不能像刷墙似的，刷一层白灰两天就漏底了。要当长工，不能打短工、当临时工。”

　　廖汉生有一个始终生活在农村老家的大女儿。这个女儿从生下来就跟着游击队到处跑，吃过苦，挨过饿，也坐过牢，却没有跟父亲享过一天福。即使跟随在廖汉生身边的四个儿女，他也没有讲过一句要求照顾的话。然而，贫困老区的人们找上门来，他再忙也要见一面，听一听他们的反映，找机会向有关部门呼吁一番，所以，到他家做客的，大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

　　廖汉生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农村、农业、农民。1993年清明时节，他驱车冒雨跑了湘西北二十多个县，沿途一边祭扫烈士陵园，一边调查农民的收入和负担情况。他走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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