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他被任命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他和一批将军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1957年任该院院长。尽管他再三申明：“我一个中将怎么能接替著名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呢？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但是一纸命令还是让他走马上任了。

　　1960年1月，他奉调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担负起护卫京畿重地的要职。尽管置身于政治中心，常常与中央领导有许多直接的接触，但从不善于走动关系的廖汉生仍凭着耿直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上一口气干了七年。
　林彪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基本上没做多少实际工作，多年养病。“文革”伊始，他一下子活跃起来，并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予以排挤、打击，同时要“削其羽翼”，廖汉生自然在劫难逃。

　　1967年1月7日，廖汉生刚从基层回到北京，就听说文工团的一些“造反派”正在到处找杨勇司令员，他对来人说：“我这个政委也去。”下午，司令、政委与曾经一起为创作演出《长征组歌》付出辛劳的文工团员们面对面地展开辩论。廖汉生做了一番工作后，点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男歌唱演员的名字，说：“来，我们打拍子，你起个头，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场“揪斗”就这样在歌声中收场了。最后，廖汉生十分严肃地说：“明天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你们不能再找我们。”

　　第二天，常委会在远离军区大院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当中，有电话说“文工团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没想到，廖汉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带到军区大院关押起来，被告知：当天早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状”。若干年后他得知，大字报是林彪叫人到其住处炮制的，他被关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巧合的是，这一天是1967年1月8日，七年前他也是在这一天上任的。

　　几天后，杨勇司令员也被关起来。十几天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廖汉生等十几位将军被拉去批斗，胸前吊着的牌子上，名字被重重地打了个叉，而且双手被扭，头发被揪。

　　此后，大会小会的批斗，白天黑夜的审问，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么“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还真是想不通，愤懑、痛苦、困惑……

　　昨天还是军区的最高首长，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战士严加看管的对象。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流血拼命，几十年，忽然成了“反革命”。

　　转眼间五年过去，看管班的战士换了13个班，时光流到1972年1月，廖汉生感到政治气候有了一点变化。他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林彪既没参加追悼会，也没送花圈。廖汉生被关押的房子里有两条标语，一条是毛泽东的，一条是林彪的，林彪的那条已经翻卷了。廖汉生就试探地对看管人员说：“这条标语坏了，是不是换一下？”他们既不换，也不说什么，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把林彪的标语悄悄取下来。廖汉生心里顿然悟道：林彪这家伙出事了。

　　7月间，廖汉生被审查他的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关押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什么监护？”廖汉生对这个词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关起来吗？噢，这叫监护。“第三条，林彪叛党叛国，摔死了。”

　　“监护”的人撤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廖汉生，他才意识到：从此他又获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怀疑地对通知人讲：“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一会儿，碰见了久违的“王胡子”——王震，“王胡子”问：“通知你了没有？”他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王胡子”语调重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报纸、广播公布了1972年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份名单就是一张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们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汉生在内的一批被打倒的将军的名字，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而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纠正林彪的“极左”，重新“解放”并启用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人帮”横行之时，邓小平将廖汉生派往华东，说：“你是有角的。”政治局会议上，廖汉生不堪重压，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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