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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正当“四人帮”恣意横行、企图“组阁”之际，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廖汉生受命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南京军区所辖防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军区机关驻地南京与“四人帮”发迹的老巢——上海相毗邻，在北京握有重权的张春桥仍然直接挂名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到这样一个地区任职，其是非之多、麻烦之大、担子之重，自不待言。
临行前，主持军队工作的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而又寓意深刻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先后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
军令如山，人走家搬。2月28日，一架空军专机载着廖汉生一家人连带全部家当从北京飞到南京，老伴白林的脚骨折了，也被背着上了飞机。
上任伊始，过去知道廖汉生性格的老战友们向他进衷言：碰到麻烦事情少讲话。可是他生就那副脾气，看到不顺眼的事，如果别人不讲话，他就一定要讲了。按照小平同志和叶帅的嘱托，他以清醒的头脑立于是非之地，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1976年，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触发了一场席卷神州的政治斗争。南京市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来到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悼念周恩来，从上海至北京的那趟列车途经南京时，车厢被人们用油漆刷上了长长的标语，锋芒直指“四人帮”。不久，北京就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后第十天，廖汉生等南京军区有关人员、江苏省委负责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南京事件的追查情况。
会上通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同去年刮的“右倾翻案风”有联系，邓小平是总后台。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性质一样，时间比北京还早，影响面广，火车上的大标语带到全国去了，军区、省委态度不够明朗，没有制止，追查不力。
这个会名义上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听取从南京来的四个人的汇报，实际上是批廖汉生和彭冲，江青主批。廖汉生汇报时有人插话，抱怨军区报纸把他讲的“北京事件处理得很好！很好！很好！”删掉两个“很好”，江青听后指责说：“廖汉生，你为什么不制止？”
江青又说：“啊！你不要欺负他了！”
廖汉生已经不止一次听江青说这个话了，他当即火气十足地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我要把话说清楚，我工作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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