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陆荣廷这样童年过着孤苦的悲惨流浪生活，再没有第二个。由于幼年受尽了苦头，在绿林中很能谅解人，富于同情心，后来持政，说他在广西施"仁政"，相比较而言亦不为过。他清赋减赋，剿除匪患，禁止军旅扰民，也为武鸣、南宁等地办了一些公益事业，使社会相对稳定，让百姓喘一口气，这是应当肯定的。第二件是辛亥革命后宣布广西独立，为中国结束帝制尽了一份力。第三件是倒袁，史家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美梦"。而陆的行动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唐继尧虽于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但袁并不感到害怕．因为"由蔡锷率领的进入四川的护国军的力量是很小的。"由于唐有意将蔡排挤出滇，不给蔡充分的后勤支援，结果"蔡锷在作战中受到挫折。"如没有陆的行动，"护国运动"命运难测。贵州军阀刘显世本为地方豪绅，但力量小，1916年1月宣布独立时，袁几乎不屑一顾。直到3月15日陆荣廷通电讨袁，宣布广西独立，袁世凯才感到当头一棒，仅过7天,便取消帝制，可见陆在护国中功不可没。第四件，他在绿林中狠狠打击了法寇，时人普遍称快。第五件。作为湘粤桂三省联军总司令，麾军入湘轻取长沙，取得了护法运动的胜利，维护了孙中山开创的革命成果。这五件事，都是应肯定的，可以说，陆荣廷是跌跌撞撞地跟上时代的。你杀害过革命党人，也反对过孙中山的革命，这是他的过错。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是清廷大员，旧政权过来人，能跟上革命也就不容易了。对革命的反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很革命，这才符合他的身份。

　　陆荣廷之所以做上面几件可以肯定的事，事出有因。在那个时代，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阶层、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阶层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人间屈辱和苦楚，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他们由底层升至社会上层，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便会想尽办法去维护这个地位和权利。只要于此有利，必为之；于此不利，义亦不为。1907年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陆在密信中曾答应作内应，但他并没有做，而是重兵围住三炮台，因为这时他尚未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便不肯拿个人和集团的地位去冒险。但他也没有血洗炮台，而待革命党人退出，才上山占领炮台，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可见其精明之处。待到武昌起义，全国革命形势已成，广西革命党人也已积极行动，他才宣布广西独立，"附和共和"，否则在浪潮中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将化为泡影。他对孙中山的矛盾态度和行动，实是以其利益为轴心权衡利弊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做坚决的革命党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他的行为中就没有一点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毕竟他不能脱离壮族社会这个环境。在维护其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可否认也有一定的忧国忧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忧患意识和正义感。忧患意识乃是壮人的好传统。自秦统一岭南，壮人与中原及全国各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关系比较融洽，壮人逐步养成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正义感。历史上壮人忧国忧民之举是很多的。
明朝嘉靖年间，瓦氏夫人已是58岁老妇，尚跋涉数千里征倭，何其悲壮。近代列强入侵，这种意识更加强烈，大诗人郑献甫在鸦片战争中亲历英夷侵入羊城之劫难，几乎殒命，他猛烈抨击了清廷大员的卖国勾当："相府私开小黄阁，将台已据大红毛。"总督叶名琛偷偷从后门（小黄阁）逃跑，致使英军大掠广州。诗人黎申产也对官场之腐败现象进行了严厉的鞭挞，把清廷官员比作苍蝇、臭虫、跳蚤、叩头虫、蜣螂、蚊子，说他们"辛苦粪堆中，用尽平生力"。黑旗军幕僚黄焕中谴责清廷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认仇作父岂徒然，异梦同床黯黯天"、"秦始河山百二重，而今无地觅尧封"。曾参加"公车上书"的壮族诗人曾鸿桑，对国祚衰败痛心到极点，"东海鲸涛又腾沸，更谁慷慨乘楼船？"他要投笔从戎了。上层文人如此，黎民尤甚，特别是陆荣廷驰骋的凭祥、龙州一带壮民，对清廷及法寇恨之入骨，出口便骂。在广为流传的许多民间长诗里敢点名驾慈禧和皇上而不避杀身之祸。在《自明朝至民国史歌》里，从明朝末的崇祯骂起，一直骂到清末的宣统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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