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有两位广西籍的人物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参与了这一期间的许多重大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主角，曾于1913、1916、1923年先后三次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是民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就是被时人称为"广西之两大元老"的陆荣廷与岑春煊。本文试对两人几度合作的历史作一概述与分析。
　　
　　一
　　
　　出身不同，家世迥异。陆荣廷与岑春煊同为广西壮族，但两人的出身与家世却迥然不同。陆荣廷出身于一个贫民家庭，"家赤贫，世业农"。父母早亡，幼年就成了孤儿和流浪者。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投到唐景崧部下当兵，驻防中越边界水口头一带。战后被裁，入中越边境山林成为游勇，手下聚有数百人。但他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驻地附近人，专劫法人与富豪。1893年为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所部编为一营。
　　岑春煊则出生于封建大官僚家庭，其父是声势显赫的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岑青年时期是有名的纨绔子弟。1885年中举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戊戌变法期间，被光绪帝任为广东布政使，不久调任甘肃布政使。"庚子之变"中，因"勤王"有功，得慈禧太后赏识，被任为陕西巡抚。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几与袁世凯齐名，有"南岑北袁"之称。
　　携手镇压会党起义。1903年，广西爆发了会党、游勇大起义，纷起反抗贪官污吏，全省动荡。岑春煊于1903年4月被清朝改调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他重用作战骁勇的龙济光、陆荣廷等人，先后扑灭了柳庆地区以及左江地区的义军。在一年多的剿抚中，陆不遗余力，受到岑的赏识，先被升为荣字十营统领，旋升为右江镇总兵。镇压结束后，岑向清政府保荐陆去日本考察军事。从此陆平步青云，一直升至广西提督。陆因此奉岑为恩主，在神坛上给岑立了一块禄位牌。此后，陆、岑殊途同归，共为清王朝效命。
　　镇压会党起义，不仅陆得以升官，他手下的林俊廷、谭浩明、陈炳焜、韦荣昌等人也得到提拔。从此，陆荣廷手中不仅掌握了军权，还有了一批听命于己的军官。越民国，这批人逐渐成为旧桂系军阀的基本班底。因岑促成其势，故入民国后，陆、岑再次合作便有了基础。
　　顺应时势，"附和共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面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怒潮，陆、岑二人感到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势力锐不可挡，皆顺应时势，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来，转向革命，"附和共和"。
　　在南北和谈中，他们都表现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当时袁世凯脚踩两船，一面指挥北洋军南下攻城，一面与革命军和谈，态度暧昧。1911年12月，陆荣廷致电共和建设会、共和促进会，称"袁意不可测，议和不可恃，仍宜注重北伐，敝省迭经通告。兹接安庆电，袁果攻颖。坚持共和，望公努力。"无独有偶,1912年1月10日，岑春煊针对袁世凯背信弃义，撤回和谈代表一事，在上海各大报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电，指出："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劝袁"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议"，否则"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惟公一人。"这表明陆、岑二人已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虽然带有应变性，但毕竟顺历史潮流而动，有积极的作用。
　　二次革命，分道而驰。进入民国，岑春煊先任福建巡按使，继任粤汉铁路督办。但因他是袁世凯的旧敌，故袁既利用他，又限制他，使岑颇感失意。而陆则是手中有兵，权倾一方的疆臣，受到袁的重视，得任广西督军兼民政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在"二次革命"中的不同立场。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岑春煊在反袁问题上与革命党人一拍即合，积极开展反袁活动，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名义领袖。岑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并发出劝陆讨袁电，邀陆到梧州面筹一切。陆回电称，"袁总统即为失职，改造之权在国会，岂能诉诸武力"。"廷之拥护中央，即所以维持民国"。"梧州一片净土，恐不足以躯公驾。"拒绝了岑。之后，随着南京战事失利，广州民军哗变，岑仓促出逃。
　　"二次革命"中，陆站在北京政府一边，一面通电表示拥护中央之决心，一面派兵镇压以武力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还帮助龙济光驱逐陈炯明。袁利用陆拥护中央之心，施加笼络，对陆"特授以勋二位"。
　　陆、岑在"二次革命"中政见歧异，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是两人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合作。
　　护国讨袁，共举义旗。"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首先设法使自己"当选"为民国正式总统，然后抛弃国会、内阁和政党，废除《临时约法》，将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摧毁殆尽，接着上演了一幕洪宪帝制的丑剧。袁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国内各阶级、阶层的普遍反对，使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尖锐起来。全国逐渐形成了反袁统一战线，陆、岑也再度携手，共同加入到反袁的阵营中来。1915年底，岑从南洋来函，敦促隆荣廷反袁。1916年1月，陆决意反袁，电促岑回国共商大计。岑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陆保持频繁联系。陆的下属也坚决要求反袁。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陈炳焜谏陆"事新君（指袁）则不忠，背旧主（指岑）则不义,忘杀子之仇则不慈"。陆终于于3月15日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陆反袁原因很多，其中岑的作用不可忽视。
　　由于护国军"饷械俱缺"，岑于1915年1月底赴日本。3月20日，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100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4月19日经香港抵肇庆，陆得讯即借梁启超往肇庆迎接。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接着都司令部扩大为军务院，岑任副抚军长兼摄行抚军长职，陆亦为抚军之一。在军务院的各项决议中，陆、岑二人的意见基本一致，而尤以以下两点最有意义：
　　1．袁取消帝制后，坚持以袁下台为和谈前提。1916年3月22日，袁取消帝制令，25日，致电陆等称："余已取消帝制，尔应取消独立"。陆复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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