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壮族文化在生活上对陆荣廷的影响，总的是偏于保守的，传统的。正是这一点，相对减弱了他作为军阀的社会破坏性，有其有利的一面，这是应当肯定的。
三、以兵为本--夹击中的产物
壮族没有穷兵黩武的社会基础，人们要求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壮族又是处于四面夹击之中。在其北部，中央封建政权屡以兵威边，历来都以最能征惯战的将领镇守，以保护汉代形成的通往南亚的陆海通道。南边，唐宋以来屡有犯边，如宋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李常杰八万兵突袭广西，焚邕城，"尽屠其民"。
1840年以后，法寇侵占安南，边关屡起烽烟。东粤西滇，也屡有军旅夹击。壮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得不起而自卫，于是有全民皆兵和民间结合团的产生。宋明时代，一个男儿生下来他便是未来"田子甲"，父母便用一块与他重量一样的铁块，以红绸系好悬于床头，名"炼刀铁"，长大后以之打一把终身不离的护身刀，闲时由土官的师爷教其习武，有事一呼百诺，无事归农。若干村寨又订盟约，规定有盗匪骚扰时互相救应，称"结合团"。这种松散的民间武装自卫团体，当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便从中生长出歃血为盟的民间帮会来。
陆荣延时代的三点会、天地会便是这样的组织，他就是从三点会起家的。秘密帮会、会党是中国的特产，许多农民义军都是从中产生的。但壮族地区的类似组织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与壮族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游动于千山万弄的民众之中，没有像梁山泊或穆柯寨那样大兴土木作据点，至多选几个宽敞隐蔽的山洞落脚。陆荣廷落草时便是这样，他成为左右江三点会领袖之后，利用中越结合部（边界）的空隙，在山弄中来往驰骋，"出没无常，驻移不定，行动闪烁"。
陆荣廷的绿林队伍和龙州一带边关百姓有千丝万缕联系，定下规矩不吃窝边草，严禁祸害中越边民。他们要靠百姓接济、掩护，才能如鱼得水。笔者在龙州调查时，没有听说过他打家劫舍、月黑放火、风高杀人、抢民女为压寨夫人这类其他地方聚啸山林的土匪常犯的传闻，对此曾惊奇不已。陆荣廷专抢法国人不义之财，使得法寇寝食不安，莫可奈何，不得不通过外交压清廷把他剿灭。从法国人手中抢来的东西，不仅自己享用，也分给当地百姓，分明是义军一类的义举，被称为"义盗"是名副其实的。故而老百姓不但不怕他的弟兄，还常把官兵或法寇的动向报告他们，甚至冒险给他们送军火。他们的妻室等亲属依然在民间正常生活，这在内地许多有绿林活动的地域是看不到的。
陆荣廷继承了壮族会党的这种传统，后来又使用于治军，这就使得他的队伍纪律严明，非其他军阀的队伍可比。联军护法时，桂军不抢劫，不强买强卖，"不准骂百姓，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调戏妇女，他们没有湘军那么多龌龉气。"一个士兵对妇女说粗话差点被枪毙，这在旧社会军队中是很少有的。这与1921年陈炯明之粤军攻广西，直抵龙州、武鸣，一路烧杀劫夺，衰鸿遍野，惨不忍睹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后来残酷镇压会党起义，也以攻心为上，恩威并施，招抚为主。
正因为如此，陆统治广西十年，社会比较安定，在军阀混战下的各省政局，广西独得偏安。陆军纪之严，大概与《岑家兵法》有关。陆对军队宣布的几个"不准"，和明代瓦氏夫人的几个"不准"如出一辙。《岑家兵法》许多精髓，是由历代民间土兵及会党一代代传下来的。
陆荣廷军队的组织结构，在三点会时与一般广西会党无异，受抚后军队建置，也与一般清军同。但其构架的骨干，却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它以陆谭为核心，纵向横向，是以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老乡关系、拜把关系这四条纽带连起来的，形成一个可以操作自如的严密系统。凭着这个系统，他便在宁武操纵自如。宗族、裙带、拜把在中国各地并不鲜见，所谓上阵不离父子兵，古来如此，但像陆荣廷这样受招抚之后，其宗法体系完整保留而不打散政编，在全国实不多见，以后队伍的扩大只是这个系统的逐级升格和网络的扩张而已，其构架仍然不变。刚受招安时，陆为管带，其把兄弟谭浩明、韦荣昌、莫荣新为哨长、后把兄弟中加入陈炳焜等。陆任都督后，将广西军队统编为边防军和国民军，边防军一师长为陈炳焜，二师长为谭浩明；国民军的六个军一军统领即由谭浩明兼，其他统领虽不全是把兄弟，但统领以下主要权力都在陆派手中，这就形成了庞大而严密的桂系。后陆荣廷升两广巡阅使，谭便升为广西督军。陈升为广东督军（后以莫荣新替换），韦荣昌任梧州镇守使，扼住粤桂咽喉。四条纽带中国屡见不鲜，但有的壮族地区特盛。比如拜把，可以拜兄弟也可以拜姐妹，而且还有结拜节，有的地方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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