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到了顶峰，江西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力避与分裂中央的张国焘所挟红军冲突，率领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线，到达甘肃后，部队原8万之众，已不足8千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曾试图在川西、云贵川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均因敌军围追紧迫，地方群众基础差未能实现愿望。部队进入甘肃因与各地党组织久断关系，行动方向茫然，有人建议打到外蒙或苏俄境内发展。在宕昌的哈达铺镇，偶捡一张过时报纸登载：陕北红军刘志丹连夺六城多地，有窥入晋西之可能。正是此一报讯，使中国革命出现新转折。1935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会议，确定陕北就是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并决定把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旗镇，从此结束了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但这时，全国仅存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由于上海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一个代表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根据地带来严重危机。
　　陕北（包括陕甘）革命根据地，是陕北党组织排除“左”、右倾错误干扰，在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陕北民众爱戴的革命领袖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用鲜血和生命创建发展起来的。从1934年夏到1935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携手团结，统一指挥两支红军，连续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的胜利。谢子长在反“围剿”的河口镇战斗中不幸负伤病逝后，刘志丹继续指挥两支红军浴血奋战，解放了安定（今子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六座县城，把长期被分割在陕北、陕甘的两块根据地联成一大片，为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落脚奠定了基础。
　　1935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刚到陕北的代表团不做调查研究，偏听偏信，在政治上认定陕北党和红军是右派掌权，主张“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红军全线出击，攻打强敌占领的中心城市。7月15日，代表团背着前线打仗的刘志丹等西北工委、军委领导和成员，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对陕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动作，撤销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和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职务，由朱理智、聂洪钧分别代替。
　　代表团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错误，陕北红军领导人多次进行抵制。7月下旬，代表团派人到前线命令红军攻打绥德、延安等中心城市，刘志丹等认为上述城市敌兵强大，难以攻克拒之，而采取奔袭战术东进吴堡，取得了消灭慕家塬四连之敌的胜利；8月中旬，代表团派一省委领导到前线命令红军向北打通神府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认为不妥又拒之，而在绥德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取得定仙墕歼灭晋军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8月27日，朱理智亲临前线文安驿，命令红军“开展反对左倾取消主义”斗争，刘志丹等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而挥军北上攻打横山县城，重创守敌，威慑榆林，迫使国民党军队北兵南援，缓减了神府的“围剿”压力，使第二次反“反围剿”受挫的红独三团重振军威。
　　9月初，从鄂豫皖转战到陕南一带的红二十五军陷入国民党军队重兵剿歼的险境，程子华、徐海东率部突围西进茫途中到达陕北的保安，得到中央陕甘特委领导习仲勋、刘景范的热烈欢迎，并护送到西北工委的驻地永坪镇。9月15日，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三军欢腾，人心鼓舞。9月17日，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央陕甘晋省委，这次会议上，代表团为全面推行其“左”倾错误，拉拢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借以原代表团的刘炸夫未到陕北，与程子华组成三人代表团；撤销西北工委和彻底改组西北军委，把一大批陕北党政军领导排挤出新建的省委和改组的军委之外，并在前后方开始抓捕张慕陶“右倾反革命”，一场劫难深重的错误“肃反”由此开始。刚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一时不明真象难辨是非，倒向代表团一边。

　9月18日，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合编为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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