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陈玉佳说什么也要跟我谈一次话，她一下子拿出六个报告，什么报告呢？就是她对六个新节目的企划案，非常好。我不说这六个栏目能不能上，就说这种精神就值得鼓励，都是这样的员工，你还愁什么呀？这也是“疯子”，一个人写一个报告就完了，她一个人写六个报告，你说疯不疯？

　　在柜子里放上五万美金，重大事情发生之后，新闻别动队打开柜子就可以拿钱出发

　　记者：每有大事发生，凤凰从不落伍，作为管理层怎样应对突发事件呢？

　　刘长乐：我们有一个新闻别动队，专门应对突发事件，为了抢时间出发，我们专设了一个柜子，让负责签字的副总裁先签好字放在那里，并在里面放五万美金现钞，重大事情发生之后，新闻别动队打开柜子就可以拿钱出发。因为我们记者持有的香港特区护照有130个国家免签的优势，他们可以拔腿就走。记得原来我在中央台军事部的时候，专门出差的包就放在办公室，一有突发事件，给家里打个电话，背起书包就走，这个书包里有洗漱工具，有钱，有证件，连换洗衣服都有，只不过凤凰的新闻别动队比我们那时走得更快，也走得更远。

　　我们现在五大洲四大洋都走遍了，就剩澳洲没走了

　　记者：凤凰通过多次电视行动迅速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您能对凤凰的电视行动作一下总结吗？

　　刘长乐：要使媒体扩大影响力，吸引观众眼球，大型的电视行动毫无疑问是一种好方式，是能够体现凤凰卫视电视行为最直接的东西。电视的行动应该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特色：一个应该有悬念，悬念很重要。第二还要有明星，我们说有几个电视行动很引人注目，跟我们的明星有关系。当然明星不是惟一要素。再一个要有灵魂，就是要有非常好的主题，比如《千禧之旅》就是寻根之旅，《柯受良飞越黄河》有非常好的主题，就是庆祝香港的回归。《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魂魄就在于他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中具有非常好的亲和力，有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族感情的纽带，这都是他的优势。当然李敖也有悬念，又是明星，这些要素都具备。第四，要有电视产品。有很多电视行动不能没有节目，这个节目应该包括比如说它应该有非常好的专题节目出现，也应该有非常好的新闻节目伴随，还应该有其他非常好的新闻媒体的策应，这样才能达到行动的目的。第五，就是电视行动应该有比较好的资金和广告商支持。

　　我觉得这些要素都不应该缺少，我们现在做电视行动已经做到了极致，现在有人说超越凤凰的电视行动非常有难度。比如我们现在五大洲四大洋就剩澳洲没走了，也有人说能不能加一个澳洲之旅，澳洲政府也愿意资助我们，我说等一等。我们就想，倒不是怕劳民伤财，其实是能挣钱的，主要是我们开展电视行动要面临超越自己、突破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做电视行动了呢？从李敖大陆行你们就能发现一个变化，《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就是一次崭新的电视行动。这次电视行动无论是内容上、形式上都是一次突破，当然影响力上也是一次突破。李敖大陆行，说老实话，我估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估计到有这么大，到现在为止《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产品非常丰富，电视节目有吴小莉主持的李敖凤凰网对话网民，陈鲁豫做了两期《鲁豫有约·李敖》，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我们还做了一期《凤凰大视野·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全记录》。另外还有子墨做的节目，这些还不算平常的新闻节目。

　　用有限的资源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节目或者大的电视行动，这个电视行动是全方位的，是立体的，是多角度的，它所带来的影响力让我们感觉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你想想，不光是凤凰，华语电视的媒体行为很少有引起西方媒体关注的，李敖文化之旅就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次我到美国去，美国政府高官跟我说，从李敖大陆行中他们看出中国政府正在走向新的政治开明。我说，你们怎么有这个判断？他说李敖这个自由主义者来了，到北大、清华、复旦三个大学去演讲，媒体进行了公开的报道，他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种报道是政治事件，实际上是表现出中国政治上的新开放。由我们的电视行动所带来的这种政治影响力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记者：凤凰的电视行动有可能从“极致”的程度上再开辟出新的境界吗？

　　刘长乐：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给了我新的启发，我认为凤凰电视行动到了一个升级换代的时刻，也是说明凤凰的影响力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这个体会不光是从这一件事情，包括从亚洲博鳌论坛开始，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华语电视机构，它的活动空间或者说它的国际政治的舞台，随着影响力的增加在扩张。这种扩张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是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
 
 
机会，要做到名副其实，所以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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