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走大众化路线,包括现在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节目是走精英文化的路子。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给弱势群体看,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引起他们的关注。因为精英人士中间有高层的官员、高级知识分子、高收入人群,之所以有这个取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落地情况导致的。因为我们市场落地情况是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落地的空间大,在农村包括西部落地的空间小,所以我们的定位也由我们的物质条件决定。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考量方面,首先我们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媒体肯定是以大众文化为先决条件。最近李希光又讲了,什么叫新闻媒体?什么叫新闻?新闻媒体就是一个做新闻的商业机构,把商业化问题进一步定位。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定位是双重性的,有两重性。比如说凤凰卫视资讯台和中文台,我觉得资讯台走的是完全彻底的精英路线,而中文台则不是那么彻底。

《时事辩论会》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

  刘长乐:《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形态是正反两方的辩论,它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强调不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媒体大部分是一个声音,而我们强调不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时事辩论会的形式,让正反两个方面来辩论,而《时事辩论会》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
 
 
直播的,因此我们又把《时事辩论会》和观众互动的部分变成网上直播,从网上直接进入,在网上可以聚集起一大批网民,他们这些人能够参与其中,代表更多人的声音。《时事辩论会》本身也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环境、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它的边缘和中国新闻语境的边缘起码是吻合的,当时我想了很长时间,这个节目怎么办,办不办?后来这个节目出来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这个节目站住了,尽管受众空间不是很大,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是这个节目是成功的,这个节目一眼就被日本 NHK 看中了,NHK 买的凤凰整体的栏目,就只有《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田原总一郎提出来能不能跟我们辩论,这也是一个突破,《破局之辩——中日辩论会》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很重的一笔,因为在中日官方、民间、学者间完全没有对话机制的情况下,首次用电视做载体进行公开辩论的就是朝日电视和凤凰卫视。《中日辩论会》在中国和日本都播了,在日本播了以后反应非常强烈,据说小泉本人也看了,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中日关系的辩论在空中架起一个梁,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对话,这个《时事辩论会》演变或者延伸出来产生《中日辩论会》。我当时就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现在看来也确实是如此。对于公共的话语空间或者公共的话语平台这一点,凤凰试图营造或者已经营造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几乎所有节目都利用凤凰网或者网上对话,给公众提供对话的平台,甚至包括娱乐节目都是一样,我们极端重视公众参与,我们极端重视和公众互动,我们极端重视公众对我们节目的反馈,为公众服务是我们坚持的,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凤凰有的节目,没有广告我们也要办

  记者:凤凰考量节目优劣的尺度是广告收入吗?

  刘长乐: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节目都到了不能办的地步,因为没有广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办它?这是和我们的几个追求都相关的。这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有基本广告收入,能够维持生计,客观条件在这儿放着才行。第二个,即便没有很好的广告收入,对整体品牌的营造,或者对凤凰整体形象树立都起到添分的作用才行,起码是这样一些条件,比如现在的《口述历史》,凤凰台北公司的三个节目《李敖有话说》、《新闻骇客赵少康》、《解码陈文茜》都没有广告,我们分析投资人的心态,他们不敢。李敖的节目非常好,谁都愿意看,但是没有人愿意投广告,大家害怕。但是这类节目确实对收视率有着极大的帮助,对于呈现凤凰多元化的媒体声音,有着非常好的支持。

  记者:三个台湾名嘴同时亮相凤凰,三档节目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刘长乐:台湾陈水扁骂五大寇,第一李敖,第二陈文茜,第三赵少康,第四李涛,第五李燕秋,但是李涛和李燕秋他们现在的排行下降。这三个人的节目各自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李敖着重在历史方面,而且对历史事件或者说对过去一些事件的历史性解读和分析上,具有历史价值;陈文茜节目比较多的是文化角度,赵少康是纪实角度,赵少康最贴近新闻事实本身,台湾民进党要员最害怕赵少康的节目,但是赵少康到目前为止也是最可怜的,到目前为止他最后一个在台湾的阵地就是《年代》,他在电视上就剩下我们这一个《新闻骇客赵少康》。这是三个节目的不同。另外他们播出的时间不同,《李敖有话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中文台,《解码陈文茜》是礼拜六也在中文台,但是《新闻骇客赵少康》是在礼拜天,在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的主持人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一人千面

  记者:凤凰的激励机制造就了一批敬业又专业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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