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包含哪几层含义？

　　刘长乐：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从政治上讲，它强调很大的包容性。为什么呢？全球华人在意识形态里是非常多元的，或者说有的是很对立的。从价值观来说，香港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商业的，毫无疑问是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在经济条件上崇尚资本主义，跟大陆有差异。所以我们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就是强调它的包容性，在政治上讲就是强调它的求同存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再一个我们说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它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强调了跨越国家的概念，这次我去参加世界华人大会，卢泰愚单独接见了我，他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为什么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呢？华商们遍布全世界各地，他们在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济上的造诣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在很多主流国家里边，他们表现得非常强劲，还有东南亚地区，泰国华人只有8％，但是他统率泰国经济47％。印度尼西亚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10％多一点，但是他们统率印度尼西亚经济50％，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华人的经济本身在全世界可以说是举足重轻的一个经济体，你说经济共同体也可以，靠的是什么呢？靠民族血缘和中华文化作为纽带。因此我想，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华经济是一个日不落经济，这个话一点不过分，而且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和文化的联系，因此我讲拉近全球华人之间的距离是跨越历史形态的，是跨越政治体制的。为什么我自己的公司叫乐天公司？有人说因为你叫刘长乐，所以你起一个带“乐”字的。我说不对，我喜欢白居易，白居易号乐天，乐天除了乐观之外，还有达观的意思。达观在字典里的意思还有一个叫远离政治。人家说，你就是搞政治的。那是他的解释，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管怎样，这种达观的概念是乐观，除了乐观之外没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也包括在经济领域或者文化领域里的，当然还有感情、血脉上的。

　　记者：凤凰的追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刘长乐：我们的文化追求，我们的道德追求，特别在人文方面的追求，关心弱者，这些方面是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这次五中全会特别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从原来的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现在就是走共同富裕。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很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某些人的仇富心态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存在的基本问题就是贫富不均所带来的仇富心态或者说感情上极大的落差。我曾讲过，现在的穷人跟我们过去的富人比，比过去的富人还富得多。像李敖说得非常坦率，中国现在关心两个“挨”，一个是不能挨打，一个是不能挨饿。他说得很直接，现在我觉得挨饿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不相信还有八千万。中央说还有三千万没有脱贫，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这也是程度的问题。但是仇富心态为什么这么重？这是一个心理平衡的问题，我们社会减压的机制太差，媒体推波助澜的原因也有。

　　关注弱势群体的节目，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

　　记者：凤凰如何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体？

　　刘长乐：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定位为精英文化，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强调时尚性和青春性，实际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定位。但是在以后不断改造和不断调整中间，使得我们的市场感觉越来越敏锐，通过对中国电视市场以及海外电视市场分析研究，我觉得我们要走另类的路线，就是要在市场定位方面瞄准三高人群，三高人群就应该用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我们当时的办法是趋向于老少皆宜、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走的形式，在栏目上区分出来，既有《非常男女》的节目，完全走大众化路线，包括现在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节目是走精英文化的路子。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给弱势群体看，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引起他们的关注。因为精英人士中间有高层的官员、高级知识分子、高收入人群，之所以有这个取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落地情况导致的。因为我们市场落地情况是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落地的空间大，在农村包括西部落地的空间小，所以我们的定位也由我们的物质条件决定。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考量方面，首先我们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媒体肯定是以大众文化为先决条件。最近李希光又讲了，什么叫新闻媒体？什么叫新闻？新闻媒体就是一个做新闻的商业机构，把商业化问题进一步定位。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定位是双重性的，有两重性。比如说凤凰卫视资讯台和中文台，我觉得资讯台走的是完全彻底的精英路线，而中文台则不是那么彻底。

《时事辩论会》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

　　刘长乐：《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形态是正反两方的辩论，它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强调不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媒体大部分是一个声音，而我们强调不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时事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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