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最近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妇女闲聊录》。一般读者的反应我不得而知，批评家们则（几乎）一致叫好，评价很高。但我的感觉完全不同。也许是我对这部作品的好处至今仍比较隔膜，所以反应迟钝。虽然我以极大的耐心读完了这部作品，但它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兴奋感，也谈不上任何阅读快感，甚至还几次想弃之不看了。这部作品难道没有新鲜感吗？决非如此。它的语言、文体和故事，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且，从我所了解的林白其人其作的历史来看，她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和状态，对我也是新鲜的。那我为什么非但没有阅读好感并还会产生厌倦心理呢？（我的这种感觉如果稍嫌表达过分的话，那么至少也对以说我对这部作品是不以为然的。）下面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我的理由，就算是读后感吧。

　　首先是这部作品的语言（叙述）方式。它是用近乎完全的口语、口述的“实录”方式构成的，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的方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方式显然是非常极端的。对此，有人或许会誉之为文学（语言）的“革命”创举。但从我的文学观念和经验判断（特别是实际阅读的体验）来看，口语、口述的实录必然会带来表达（叙述）上的支离破碎和重复累赘，而这种后果对文学作品非但毫无文学意义，而且还是深刻的伤害。方言的频繁乃至过度使用，后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的这种极端方式，实际上会造成并不断增加阅读的疲劳感和倦怠感，说得严重一点，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拒绝读者的阅读。

　　但是显然，作者对此倒是刻意为之的，许多批评家也持赞赏态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语言（叙述）方式究竟有无文学的（革命）价值？抽象地（从理论角度）来问答这一问题，我想不会有太大意义；专就《闲聊录》来说，我的回答无疑更多是倾向于否定的。语言（叙述）方式上的极端性，或许对作者的写作动机（心态）具有某种快感，也或许会迎合或暗合了某种社会观念和文化理论，但就文学语言的成熟度而言，极端性的主要价值无非体现在实验性方面。如果说《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多少真有点文学的（革命）价值，那我也只能在实验性意义上对其有所（保留件地）肯定。而它在这方面的过度和极端，则足以令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实验其实是此路不通。通俗地说，这不是小说，或，小说不能这样写法。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的一段话的大意。她说，自己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乔伊斯等人，尤其量只是文学的手稿；真正的大师，还是托尔斯泰。我想说的是，实验或文学革命乃至颠覆，当然也是需要的，并有所文学价值，甚至还会形成一种时势，但它也就仅此而已了，并不能构成成熟的文学（作品）形态。实验与成熟之问，距离应该是明显存在的。我以为伍尔芙有超越同侪的明智和文学判断力，而且，眼界阔大。许多批评家对《闲聊录》的褒扬，我其实能够理解其中的缘由，但说一句得罪同行的不恭敬的话，我认为其中有失对文学（作品）的一些基本判断。是不是一眼看到了这样一部“惊世”之作太激动了所致？

　　其次要说的是它的文体。文体与语言（叙述）方式有关，也与作品的整体形态和结构方式有关。《闲聊录》的文体特征是口述。口述本身也无可非议，特别是许多第一人称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可以）带有近乎口述的特色，目的无非是为了强化作品的表现力。问题在于，文学虽不排斥口述的方式，但是，口述（作品）却并非都能够成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像《闲聊录》这样的一部实录口述，它实际上只能是非文学性的作品。文学中的口述，主要体现为一种技巧（手段）的使用，即这种口述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口述，是一种想像的表现方式。而实录性的口述，虽然达到了忠实和原汁原味的目的，但这种写作也就变成了纯粹的纪实，并且，口述的随机性也会与文学作品结构形态的有机性产生冲突，难融一体。换言之，口述（作品）须经充分自觉的文学化过程，才有可能转化为真正的文学性作品。否则，文学文体的边界就会彻底消失。在我看来，《闲聊录》虽也经过作者的某些文学化处理，但就其整体形态而言，也就是一个女人的闲聊记录而已。作者有其写作动机，它也可能是一种崭新的文体，对当下乃至历来的写作有一定的意义，但决不能、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由此认为它是小说。如果把它视为小说，那么，这样的小说能够“复制”的何止千万。

　　接着要说的就是《闲聊录》的可复制性。严格地说，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因此推崇独创性。复制品，在文学中可称近乎赝品。我倒并不是说《闲聊录》这部作品本身就是复制品，但用这部作品的写作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复制出诸如《农民工闲聊》、《慰安妇闲聊录》、《死囚闲聊录》，以此类推，无尽其数，其价值丝毫不会在《妇女闲聊录》之下。这说明了什么？很简单，《闲聊录》的写作方式具有可操作的机械性，它的写作方式其实是可以被模式化、程序化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闲聊录》的可复制性。如果一部作品（包括它的写作方式）可以被无限复制，并且复制品并不会因此受损，那就很显然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这部作品一定是非文学性的，或者，这部作品一定不是文学作品。以林白小说为例，有人能够复制《一个人的战争》或《万物花开》吗？如果有人尝试复制，无论其成败程度如何，能够与林白作品相提并论吗？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闲聊录》的作品性质。

　　以上所说，归根结底只为了说明我的一个看法，即《妇女闲聊录》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小说）。假如把它设定或读为小说，那它的毛病就太多太重了，致命且不可救治。在有关《闲聊录》的评论中，我这是一种反调。只要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我喜唱反调。不是文学作品，无碍于《闲聊录》仍可成为另一种意义（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作品，而且，也可能堪称佳作。同时，文学性的作品，也同样可能对文学写作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些现在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上面我曾提到，《闲聊录》的写作在林白是一次明显自觉、刻意和有目的的写作行为。她的写作动机何在？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很想就此作一点心理方面的猜测。据林白的自述，她的两篇后记（原文大长，我不能抄录了），《闲聊录》的写作于她生活状态、心理状态乃至文学观念的转折性改变。“最早是一种颠覆的冲动，无论生活，还是艺术。”从我对林白以往作品的印象来说，作者在心理方面自闭而脆弱。因自闭而向幽深的黑暗延伸，因脆弱而敏感于细微却尖利的刺痛。同时，自闭和脆弱还倾向于对社会人群的拒绝，或者说强烈的不信任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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