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句玩笑话，“女大十八变”真可以用来形容现在的林白，不是说她的容貌变得快，而是说她的写作变得快，变得简直让你眼花缭乱，惊诧不已。林白曾经被公认为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她定格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位沉迷于自恋中的坦荡女性，她呵护自我的情感世界和自我的女性躯体，情感和性，构成了她的小说世界的基本元素，她把情感和性精心扎成惟美的花朵，这种花朵封闭在她的自恋的精神堡垒里，也许过于脆弱，外面世界的风会把它吹得零乱不堪。因此这就导致了林白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承受各种指责和打击。她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指责和打击，并且更加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是她能够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惟一方式。
然而自恋中的林白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玻璃虫》中有所透露，她像一只柔软的虫子朝着外面蠕动，不过那个封闭在自恋精神堡垒中的林白在读者的印象中太强烈了，因此《玻璃虫》中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到了去年的《万物花开》，林白就像是破茧而出，化蛹为蝶，她彻底从自恋的精神堡垒中走出来，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姿态。虽然她一再对社会有着小心的提防，但一旦她勇敢地走入社会，她就什么也不怕，任着自己的想象在大千世界里驰骋，这种开放式的驰骋与她封闭式的自恋并不相矛盾，她的自恋说到底仍是一种对抗的方式，是一种逃逸中心的自我保护法，而她通过一位乡村孩子，发现了一个与中心相异的万物世界，她自然会放松戒备之心，因此《万物花开》仍是林白的风格。我以为林白会沿着《万物花开》的路子还要走一段，起码也应该将这条路走得更为平坦一些吧。然而没想到一年之后，她拿出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路子。她在这部小说中显示的姿态是，她面对大千世界不仅要放任想象，而且要放任言说，她通过一位乡村妇女的嘴发起了一次叙述的革命。

　　二

　　这是一部充满后现代精神的小说。它用一种新的叙述颠覆着许多习惯性的东西。如果说，在《万物花开》中，林白是把自己头脑中的后现代瘤子移植到一个乡村孩子的头上，通过这个孩子去看社会；那么，到了《妇女闲聊录》，她干脆让乡村的一位女子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她拱手让出作为作家的话语权，于是一场语言的暴力发生了：来自乡村的声音打乱了文学讲坛的井然有序，这多少有些像八十多年前被毛泽东称赞过的农民运动，这种未经训练的、粗鄙的乡野之音居然放肆地跑到地主小姐的绣花牙床上翻滚。
　　林白在这部小说中采取的方式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她选定了一位乡村女子，显然这是一位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女子，让这位女子在无所约束的状态下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种方式说起来也不新鲜，曾有一些作家做过类似的口述实录体的实验。而且文学中的口述体恐怕还来自于历史学界。口述历史被作为挑战传统历史观的重要方式，就在于倡导口述历史的学者们意在通过口述历史来达到重新阐释被阶级、种族矛盾冲突所强制的历史，因此口述历史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民间。但在口述历史中，叙述者始终是被动者，口述历史最终必须通过组织者的理论之网的筛选，而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看上去处在被动的位置，她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的环境，使得那位叫木珍的女子在释放了一切精神压力的状态下自由地宣泄，从而达到了巴赫金所说的民间语言的狂欢。林白逃逸中心的企图最需要这种狂欢精神的鼓励，因此她会沉浸在木珍的宣泄里，她所感应到的也是宣泄中的狂欢。她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林白以自己的方式复制了木珍叙述中的狂欢精神。
　　在这种复制中林白充分展示了民间叙述的力量。也许我们会发现，所有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学叙述，其最初的原始形态就存在于民间叙述之中。比如“第一四四段”中的“她让疤子别打牌，他发誓不打，拿起一把菜刀，把小指头砍了，伤还没好，又打。”这简直就是一篇由文人撰写的笔记小说，精练，传神，蕴含丰富。但这种精练和传神显然又不同于笔记小说的文人风格，它不在于遣词造句的讲究，所以它的精练不是对文字的浓缩化和典雅化，而是通过对事理的淘洗所获取的一种生活结晶体，这种结晶体使因果关系高度抽象化，让人有一种直逼生活本质的感觉，我以为这正是一种民间风格的精练。而从文学演进的过程来看，应该是先有这种质朴的民间风格的精练，然后才有文人风格的精练。

　　三

　　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作家们普遍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他们亲身体会到伴随着社会秩序瓦解而带来的文学话语大厦濒临倒塌的危机，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到阐释世界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做得比较彻底也比较成功的，应该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至今我们对于《马桥词典》的革命意义认识得还不是很充分。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很高兴地读到了林白的
《妇女闲聊录》，从阐释世界的角度说，《妇女闲聊录》具有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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