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者认为，在当今的女作家中，林白也许是最直接进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把女性的隐秘世界揭示得如此彻底，如此复杂微妙，如此不可思议。林白的叙述语言极富弹性，随意且充满锐气，奔放而优雅从容，就像冰上舞蹈一样令人炫目。

这些评价突出展现了林白在其个人化作品中的独特魅力。她被公认为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还是《说吧，房间》、《瓶中之水》，她都沉迷于自我的情感世界和敏感的女性躯体。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个沉迷于自己世界中的林白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

从《万物花开》开始，评论家们发现林白从自恋的精神堡垒中走了出来，破茧为蝶，走向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这种转折还未平息，最近一部刊载在《十月》杂志上、并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妇女闲聊录》更彻底地颠覆了林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她亮出完全向生活敞开的姿态，甚至彻底放弃了自我的存在。与十年前的林白相比，现在的林白面目迥异，却更加鲜活和明朗。

在《妇女闲聊录》的后记中，林白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

《妇女闲聊录》对于林白的意义显然非同一般。它是林白反对自己的一个大胆尝试，也可能给黯淡中的当代文学带来某些新的启发。

我完全放弃了作家的优越感

记者：能讲讲你写《妇女闲聊录》的起因和经历吗？

林白：应该从我写完小说《玻璃虫》开始讲起。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在写作状态里面，写作结束之后我就觉得有些失重，觉得精神极度空虚。所以我就应出版社的邀请去黄河，写了《枕黄记》。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着与黄河沿途的那些当地人聊天，倾听别人的话。你要知道，在此之前我是不与人交流的，我没有与陌生人讲话的习惯。

写完《枕黄记》后，刚好老家的亲戚(文中的木珍)就来了，给我讲讲老家的事情，我一听就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黄河沿途的陌生人，这个亲戚讲述的时候很放松，很亲切，很随意，所以讲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万物花开》的素材就是从她这里来的。《万物花开》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说，哎，这个附录中的《妇女闲聊录》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可能能做出一个东西来，所以就做了。

记者：在《万物花开》的附录中，就有一个《妇女闲聊录》，而它与现在我们在《十月》上看到的长篇又不同，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林白：在做《万物花开》时，我自己还没有形成这种新的文学理念和小说观。因此附在书后面的那个《妇女闲聊录》还只是一种素材，是零散的，没有经过整合，内容也比较少，只有几万字。在《万物花开》完成后，我想把它做成一个独立的长篇。经过整合，现在你看到的长篇里有卷一到卷四，还有一个另卷，内容更丰富，完整得多。原来那些零散的东西都被整合进去了，成为了我长篇的整体构思中的一部分。

做长篇的时候，正好我调到武汉文学院，在湖北各地与一些农村妇女做了交谈。现在定型的长篇中的“另卷”《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就是这次走访的结果。另卷中的叙述和前面是不一样的，前面完全是一个人在直接叙述，而在另卷中，直接叙述和间接叙述是交替的。有的是那些妇女说的话，还有大量我的话，有我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整个长篇中的语气和文笔是有变化的。

记者：你在写《妇女闲聊录》的时候，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去做的？它是以一个农村妇女直接叙事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其中有没有你添加的想象和修饰的成分？

林白：我的理念就是尽量避免作家的因素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我完全放弃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的优越感、文学的立场，放弃我的写作才华。我希望保留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但实际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剪裁、断句、调整的工作。比如说如何让一句话讲得有表现力。如果她讲的原话本身有表现力，我就会尽量保留。在这里面所有的话都是有原型的，我没有虚构。但在将这些话变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我的一些工作在里面。

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文学原则

记者：你认为《妇女闲聊录》算是一种文学吗？我们在中文系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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