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东西不是文学，但我认为它是文学，是很好的文学，一流的文学。它与那些被文人嚼过的东西不一样，文人的东西始终是隔离的。至于你说的理论，它只能说是一种文学原则。在现在多元化的文学创作状况下，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则。所以我觉得《妇女闲聊录》的意义就在于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文学原则，也可以叫做另一种文学伦理、小说观。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小说，并不是一定要像以前的小说一样，非要构思一个典型人物，要有开头结尾高潮，要表现某某主题等等。

记者：你觉得可以从什么来判断它是一种文学？它和“口述实录”有什么区别？

林白：从语言的感觉，从它表现出的那种鲜活的东西。既然杜尚拿一个便壶放在展台上都可以算做一个艺术品，那么我这个《妇女闲聊录》就更是一个文学作品了，我觉得毫无问题。

另外我还想说，这个作品与那种“口述实录”是不一样的。口述实录，比如说某人讲述他的感情、隐私，作者是有一个采访主题的，是带着某个目的去问的。并且它的内容是在某个理念下经过筛选，被放置在某个框架之内。而我的这个东西完全就是“闲聊”，我就让叙述者放松地，随意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里面什么内容都有。一般的口述实录是肯定不会讲草长什么样，糯米饭怎么做，红烧肉怎么做的。

上海的批评家张新颖认为，《妇女闲聊录》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形态的溃败。包括传统文化的溃败，性观念、伦理观念的溃败。比如说婆婆让小儿媳和没结婚的大儿子睡，这些内容都是很真实很鲜活的，是当下农村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说我这个主题表现得还不够突出，但张新颖说，不是，你就是在这个闲聊录里表现出来的，这和别人专门为表现“溃败”这个主题而去写一个小说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真实，更加丰满，它是渗透在闲聊中的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里，毛细血管里的。就像一滴水滴到宣纸上，它是蔓延的，又是无所不在的。这与用钢笔在纸上画一道清晰的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这部小说对我的生命意义重大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一直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而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中完全摈弃了你个人的影子，从语言、主题到风格，这当中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你能够描述一下其中的变化轨迹吗？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林白：原因可能是跟我个人生活、心情等各方面的变化都有关系。我一直是不太愿意放弃我个人的艺术的特色和那种优越感的，我长期以来以我个人在创作方面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为骄傲。但我想我可以颠覆一下自己，包括我的生活和艺术方面，都可以颠覆一下，做一些新的尝试。改变其实从《玻璃虫》就开始了，那时的整个基调就变得比较明亮、明朗了。但《玻璃虫》还是一个自我的东西，讲述一个人在她的时代里如何梦想。《万物花开》就更不同了，它的素材从老家亲戚的讲述中来，它有比较宽的农村生活基础。但它还是林白的作品，一看就是林白的语言，林白的上天入地的想象，林白的风格。从《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则是一个突变。在《妇女闲聊录》里，我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放弃了自己的才华和优越感，完全交给别人来说话。

记者：也放弃了你独特的林白式的语言风格。

林白：《妇女闲聊录》的语言是非常鲜活、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一种地道的民间语言，我觉得很棒。但我确实还是对自己的语言难以割舍，我可以说是忍痛才在《妇女闲聊录》中放弃了它们。所以在下一部作品中我可能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语言。

记者：评论家称《妇女闲聊录》是一种叙述的革命，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还说它将话语的权力交给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你自己如何评价？

林白：他们的评价对我是一种很好的鼓励，我很感谢他们。说到话语权的问题，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鲁迅的《闰土》，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是木讷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事实上人家闰土根本就不想跟你鲁迅讲，你是大先生，跟你讲什么呢？像记者去农村采访也好，干部下去视察也好，问一些计划生育情况怎么样，生产任务怎么样之类的，农民心里都是有隔膜的，不想跟你讲。但是在闲聊中她就能讲，东拉西扯，瞎扯，但往往透露出最真实，最鲜活的东西。

我不能说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但至少它对我个人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对我个人的写作、我的性格、我的生命意义重大。为什么我不在十年前写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十年前写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而现在写《妇女闲聊录》，这与我个人生命的成长肯定是有关联的。它是我的生命能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个爆发，并不完全是外界的一个东西。

以后还要回到个人写作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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