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虽然並不受到工商界一致的支持，但据说他答允中央会在任内完成这四大任务，即政制发展、23条立法、推展国民教育、以及整顿香港电台。

　　不过，今次选举唐梁两大支持者阵营立场坚定，未必人人願意跟「北风」走，即使得到中央的祝福，都不等於稳胜，手握200票的泛民，紧急关头都成为唐梁二人的目标。

　　有学者就分析指，事件显示中央对今次选举的选情不敢过份乐观。其中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及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同样表示，如消息属实，猜测基於中央担心是次特首选举的安全系数不足。李彭广进一步说，既然中央认为二人都是可接受的人选，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选举自然发展，让选委自己决定投票意向。

　　投票日料大批人示威

　　另一方面，下周日(25日)特首选举投票日，预期会有大批在户外进行的示威活动，香港天文台预测当日气温约摄氏14至19度，上午时分较清凉，预期大部分时间天朗气清，吹东至东北风，较为乾燥，相对湿度估计只有50%至70%左右。

８月２６日深圳特區將迎來３０歲生日。３０年間，深圳由一個「除小村莊和小漁村外就是荒山黃土」的地方，魔法般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讓曾是深圳改革開放最早「思想啟蒙者」之一的梁振英讚嘆不已，驚呼「完全沒有預想到」。

梁振英現任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從１９７９年起，作為一名專業測量師，梁振英與其他２０多位香港專業人士一起，連續多年免費為深圳特區的「拓荒者」們授課，並直接參與蛇口工業區和深圳的城市規劃。

「今天我們這幫人開玩笑說，如果說深圳現在由於一些基本建設不足，出現包括堵車或排水問題，那可能是我們那個時候的錯。大家完全沒有預想到深圳會發展得這麼快。」梁振英日前在接受新華社獨家專訪時，這樣對記者說。

給深圳當「先生」時，梁振英才２４歲。總結深圳３０年的發展歷程，作為曾經最年輕、講課次數最多的「先生」，梁振英認為深圳之所以迅速崛起，在於能衝破各種枷鎖和僵化的思想，敢問、敢想、敢學、敢做。

深圳之初體驗

梁振英依然記得第一次進入深圳是在１９７７年８月，剛剛畢業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走走看看。那時羅湖是唯一的海關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關服務。他回憶說，當時過關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４０多人。

過關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換點人民幣，然後拿「回鄉介紹書」副本到派出所蓋個章。之後每天都要去派出所蓋章，因為離境時邊防人員將核查逗留天數與蓋章的數目是否相符。

１９７９年，當梁振英再次走過羅湖橋進入深圳時，他已是香港「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的會員，應深圳方面邀請，利用週末去「授業解惑」。

由於當時邊檢手續複雜，且沒有２４小時通關服務，梁振英去講課不得不犧牲整個週末。「每個月兩三次，那時候真是下了蠻大的決心，居住條件困難，而且由於交通不方便，沒法當天來回。」他說。

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辦完過關手續後，星期六在羅湖口岸深圳一側的華僑旅社住一晚。當住客過多、床位不夠時，華僑旅社就在過道里甚至廁所門口，支上軍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或海外華僑就在各種異味的「熏陶」下入睡，這种經歷讓他至今難忘。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會花一毛五分錢，雇當地年輕人用自行車載他去講課的地方。由於路況差，顛簸得厲害，再加上個高腿長，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覺有點狼狽。但很快，隨著蛇口工業區的成立，梁振英就改乘小汽車或麵包車去蛇口講課。

２４歲的「先生」

３０多年前，當中央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啟動改革開放時，蛇口是「試驗場」和「先行者」。而蛇口的「思想啟蒙者」是來自香港的這些專業人士，包括經濟學者、律師、工程師、會計師、建築師、測量師等。

梁振英講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與土地、房地產和規劃有關的實踐經驗。他從零講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實現分割、什么是單利率和複利率，等等。

他的學員包括深圳特區官員和規劃者，以及蛇口工業區從全國各地召集來的技術幹部。學員們南腔北調，差異很大，不過有個共同點，年齡都比梁振英大。

梁振英對第一課的記憶是「很尷尬」，因為不會講普通話，講課需要翻譯。「至少在前３年，講課都需要翻譯，後來講多了，就學會講普通話了。」

１９７９年初蛇口工業區成立時，梁振英給工業區技術幹部講課的「課堂」，是工業區內一個山包上的一間小石頭房子。工業區技術幹部的第一期培訓班就是在這里舉行了開學典禮。學員們稱之為「延安大學」，因為這里聚集了改革開放事業的「開拓者」，激蕩著解放思想、敢學敢為的潮流。

這些學員特別尊重梁振英這位年輕的「先生」，後來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們告訴梁振英：「原來聽到你的名字，以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現，才發現怎麼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深圳成功的最大因素

在梁振英看來，學員們這種不恥下問、願意聽願意學的精神，是深圳在３０年里崛起成內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城市的關鍵因素。

「不管你是一位老先生，還是從香港來的一位年輕小夥子，只要你對問題有一定的認識，能有好點子，甚至包括一些在內地的制度和思維範圍外的東西，他們都願意聽、願意學，這個態度非常重要。」他說。

梁振英錶示，很多伴著深圳走過改革開放初期一段路的香港人，無論是廠商、貿易商或專業人士，都深深體會到，深圳的改革和發展最重大的成功因素，就是敢問、敢想、敢學、敢做。

梁振英回憶起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時他主持的一個由港深兩地官員參加的規劃學術會議。由於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政治環境不允許，深圳官員只能以某個學會會員的名義出席。一天半的會議，深圳的官員提問題提想法提具體建議，十分主動，他們發言的時間佔了將近９０％，香港官員的發言只佔１０％。

有了這股闖勁，深圳的官員和規劃者迅速克服了早期巨大的思想包袱和阻力，在內地率先完成一個個思想和政策上的跨越，比如外匯進出管理、工會與企業的關係、土地樓房的屬性等。

深圳過去３０年的發展讓梁振英讚不絕口。他說，如果能把記錄深圳過去３０年從無到有的系列照片，用快鏡在５分鐘內播放，那一定是個振奮人心的片段。

梁振英回憶說，早期他除了當老師，還協助深圳做城市發展規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特區的人口指標。一個成熟的特區到底需要多少人口？深圳市的官員給出了３０萬人的規劃。他說：「我們認為，深圳當時就是幾個小漁村，哪來３０萬人？我們有點不相信，不過還是按照３０萬的人口指標來規劃。」

然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經超過１０００萬。作為土地制度和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梁振英感慨地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城市，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里建設到這個水準。

港深融合是必然

如今在港口貿易、製造業等一些領域，深圳這個「學生」已經可以與香港這位「老師」展開強有力的競爭。

梁振英認為，香港仍然有很多經驗甚至包括教訓，值得深圳學習，而深圳也有一些值得香港參考借鑒的長處。整體而言，港深之間合作機遇遠遠大於競爭，港深融合是必然的結果，對雙方均有利。

梁振英錶示，港深的經濟互補性非常強，再加上工資水平、物價水準、房價水準的差距比較大等，兩地需要把這些積極因素調動好，使得這些融合可以給兩地的居民和工商界帶來更大的好處，未來３０年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梁振英不願意預測再過３０年後的深圳，因為深圳發展得太快，這種預測要「非常大膽」。

他更願意從香港的角度「猜一下」：再過３０年，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提下，港深之間應該可以實現持證免簽證往來，香港人可能住在香港卻到深圳上班，深圳人也可能住在深圳到香港上班。

「兩地的人員來往，３０年後應該基本能做到內地常用的一個詞‘同城化’。」他說。

如今，梁振英仍時常去深圳，往返也就半天時間，不是去講課，也不是去打理公司生意，而是去購物。因為自己喜歡園藝，他不時去深圳買點種子、肥料以及小工具等，深圳的種類比香港齊全，且價廉物美。

「深圳是我義務工作最多的地方，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做點事，能為深圳做點事，我自己覺得不負此生。」梁振英說。

本版撰文：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

　　今年是中国修改宪法，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转让的第20个年头。1988年，宪法修改后，上海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向海外投资者出让土地的城市。第一块出让的土地位于虹桥区，就是今天太阳广场所在的地块。作为自1978年起参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一个人，也作为第一份土地出让标书的起草人，我对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及有关发展对经济其它方面的影响，很有满足感。

　　20年间，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主要的海外投资者和海外专业人士的目标地。

　　在全球化经济中，亚洲物业市场也赶上了全球化经济的商机。回想三十多年前，亚洲还是一个「火药库」，越战以外，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内部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都阻碍了当地物业投资市场的发展。外国投资者对亚洲物业市场更是退避三舍，连带日本地产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个政治紧张时期结束后，经济改革及发展随之而来，为许多地方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

　　这就是中国大陆在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二十年前开始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这些改革进程仍会继续对整体经济，特别是地产业带来持续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地产业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发展迅速，外国投资者在投资亚洲市场时有了一个崭新而且重要的投资目标。

　　短期来说，全球经济在今年的发展肯定不会令人沉闷。经济学家都擅于阐释经济事件的因果关系并作出预测，只是他们并非每次都可以准确预测因果的时间关系。有些经济学者说了许多年的事情可能会在今年发生，市场仍充满不确切因素和不安。

　　中国市场的投资优势
　　与其它亚洲地区的新兴市场比较，中国地大物博，城市众多。除了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外，天津、武汉、西安及成都亦步亦趋，第三波城市的发展亦蓄势待发，这些城市包括沈阳、长沙及厦门等。中国共有６６０个城市，发展机会之多及潜力之大实在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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