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非常成功，香港人民应该为此深感自豪。根据基本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得到很好的落实。近来，即使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也对我说，希望学习我们的经验，帮助她们对付分离主义和领土争端。 ” ——在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华诞前夕，原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他表示，在过去10年间，香港遭遇了两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一是金融风暴，二是非典。由于人们仅知道非典病毒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此外对它知之甚少，非典在香港社会引发恐慌，也是引发香港2003年7月游行示威的重要因素。

他赞扬香港人民在危机面前灵活应变，感谢中央政府慷慨坚定的支持。例如，“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03年起开始实施，促进香港和内地专业资格互认，“个人游”项目的开展，更是立竿见影，为香港经济带来了直接效益。今年7月1日，连接香港至深圳的高速公路即将通车，为了方便旅客出入境，将在深圳一端实施“一地两检”。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将首次在香港以外大陆指定的区域执行香港法律。

展望未来，梁振英希望香港经济能够实现均衡发展，优化经济机构，抓住契机，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他说：“由于全球化和转向知识经济，知识越多，技能越高，则收入越高，反之则越少，财富分配渐趋失衡，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事实上与我们想象当中的梁振英不同，梁振英给我们第一印象颇为爽朗。因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让人颇感亲切，且有思想深度。

　　作为专业人士，梁振英先生是最初介入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并向内地介绍现代化城市与现代化房地产行业理念的人士之一。他们兴奋于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去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产业。这是那个时代一批香港人的想法。

　　历史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双重的，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同样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带来的机会。

　　因此我们选择了专访梁振英先生作为“改革三十年大变局下中国房地产新契机”这样一个宏大叙事主题的开篇。也许他的独特观察和宽阔视野能让我们更加看清楚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看清楚中国房地产从无到有的历史与进程。

DTZ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

　　梁振英简历

　　学历及专业资格

　　英国Bristol理工学院(估价及地产管理学位)

　　英国UniversityoftheWestofEngland荣誉商业管理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商业管理博士

　　香港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

　　主要职业

　　DTZ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

　　现任公职

　　1997年起任行政会议成员，现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岭南大学校董会成员及主席

　　岭南大学咨议会成员

　　授勋委员会委员

　　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计划委员会委员

　　社会服务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席

　　“香港专业联盟”理事会主席

　　一

　　历史会用怎样的语言来讲述这三十年？

　　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两代人的距离，我们用于衡量这三十年的标准太多太多。在不同的叙述者的脑海里，对三十年的过程与理解也有太多的不同。梁振英的叙述方式很有趣，与大多数人想象不同，梁振英并不将自己排除在三十年改革之外，他更愿意对我们讲述这三十年来自己亲身参与或亲历的这样一些经历。

　　1980年，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加入由香港专业人士组成的“促进现代化建设协会”，历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香港回归之后，2001年，梁振英在香港成立香港专业联盟并担任主席。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到97香港回归间，梁振英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专业人士”的角色参与到香港社会的活动以及香港与大陆的交流之中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起步之初，内地各城市的城市规划与行业的制度设计尚在摸索过程当中时，梁振英在其中承担的角色是老师与顾问。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的制度建设迄今看起来是一个奇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的人们似乎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全然没有理解与概念。大多数中国人与中国的改革者们只能在一些图片和电视画面上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与整齐的城市规划，看到国外富裕的生活。也许就是这种画面的冲击力主导了中国的改革——或许从一开始我们所想象的就是目标而非背后的制度背景。

　　事实是在所有细节的操作过程当中，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与制度相关。产品外观与城市外形或许可以模仿，但是这些表象之后的制度建设却是困扰中国改革方向与成败的关键点。

　　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初的制度建设——几乎所有的最后被确定下来的制度与法规都是由地方实践开始，然后被推广到全国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梁振英等一批香港专业人士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并将国外先进的行业经验带入中国。他们最初是在城市义务从事启蒙教育与实践交流的工作，而后当他们这些启蒙教育与实践交流的成果被推而广之之后，他们的意见渐渐地被中央认知与接受。

　　而梁振英恰恰是从对深圳特区建设规划的建议当中开始，渐渐深入到去参与并帮助中国大陆去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产业的。梁振英是测量师出身，主要从事的是房地产服务业，因而梁振英最初在的内地服务主要是城市规划，而后是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化试点的试验。时至今日，作为中国政协常委的梁振英先生已能通过政协的渠道直接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因此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梁振英先生参与了中国大陆房地产业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几乎在每一个中国地产行业发展的历史性瞬间里，我们都能看到梁振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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