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梁振英先生这样一批人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是否能预见到三十年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国了。

　　事实上作为理工科出生的梁振英与大多数香港专业人士一样，一方面他们期望着将最为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带到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城市这样一些具体规划建议面前，他们依然难以想象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会给中国城市在二十世纪末带来怎样沧海桑田的巨变。

　　梁振英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开玩笑说：“今天深圳堵车定然是我们的罪过，因为现在深圳有1000万的人口。”

　　梁振英当年曾作为顾问参与深圳特区城市建设的规划，并对当时深圳市政府规划30万人口的城市规模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问当时的深圳市政府，这三十万人口从哪里来？当时深圳只有两万人口。

　　但谁又能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会达到今天的程度？今天看来，即便是当年深圳30万的人口规划依然是保守的。

　　但在房产产权与房产流通制度的设计上，梁振英先生显然认为将房屋产权控制在100年以内是比较合理与现代的做法，相反永久性产权的做法越来越会被否定。梁振英认为在不妨碍房屋产权流通的情况之下，100年以内的产权制度设计是合理的。

　　也许中国改革开放魅力就在于他总是在不断的冲突与矛盾当中寻找到前进的道路，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任何制度设计的考虑或许都会在实践当中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传统经验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与新的事物不断的产生冲突，新的制度就在其中甚至扭曲地发展起来了。

　　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可敬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基于当初的制度设计者与制度建议者也无法预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这波澜壮阔三十年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的选择及评估上，也许更应该考虑的是制度本身应该放到一个真实市场中自由地去验证。

　　例如，土地市场与房地产产权制度的建立，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是梁振英等当初制度的建言者和制定者们所没有预想到的。可贵的是，作为专业人士的梁振英在这样的时候会主张去做技术性的修正。也即在一个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不断地在现实过程中，根据遇到的问题予以修正，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事实上，中国改革所遵循基本的原则恰恰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在大多数时候，梁振英会用效果来评估制度本身，例如说他始终强调市场经济当中一个重要的效果评估是市场的流通效率。同样评论房地产行业的制度就是要评估土地市场与房产市场的流通效率，因而制度修正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市场的效率及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而制度本身需要完善，梁振英颇为意味深长的说：“未来的路还很长，同志仍需努力。”

　　无论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初，梁振英两个判断是核心的。其一，他认为改革是中国人下了决心要做好的；其二，中国需要市场经济。

　　三

　　梁振英的身份特殊，由作为专业人士在与内地的交流当中逐步深入到中国大陆的改革进程当中，同时梁振英先生开始介入到香港政治活动。他1985年加入刚成立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为一国两制制度的香港设计者、起草者之一。梁振英先生现在是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同时梁振英本人还担任DTZ戴德梁行亚洲区主席。

　　多重的身份让人觉得梁振英多重角色的丰富。大多数中国大陆人士因为香港的回归而认识梁振英，并认同梁振英的政治身份。

　　梁振英坦言自己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感兴趣的东西也很多，如果生在一个已经发达的中国，或者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大陆不落后，自己定然不会这样积极地参与政治，会更多的投入到个人的事业、专业工作与家庭生活当中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梁振英反映了那个时代象他这样的一些香港人的想法，国家与民族的需要是他们投入的动力。

　　香港社会的一个奇异的特性在于，弹丸之地却容纳了世间百态。社会层次纷繁而清晰，各种政治势力交错其间，各种思想抑或说是意识形态在香港均有容纳之所。但事实上大多数香港人对香港自身抱有肯定和认同感，毕竟作为自由港，香港人天生对自由经济有着认同感，这往往决定了香港的态度。

　　在最初中英谈判的日子里，人们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未必认同，对于回归抱有恐惧，因而梁振英这样的人士往往受到香港社会的质疑。用梁振英自己的话来说，在8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不理解以及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怀疑，他们感受到了太多的猜疑，甚至被认为是投机者。

　　三十年改革开放与十年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如果有不同，那就是改革三十年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内地成为了香港越来越强有力的后盾，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融合程度之快出乎了世界上所有人士的意料。我们或许能看到的是一个新兴的巨大市场经济实体与香港这样一个先进的市场经济体的融合，未来之不可预期。

　　事实上这是梁振英先生这样的一些人士，这样的一个群体所努力的。一方面他们努力地去推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认同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及其市场经济本身的魅力，认同香港本身独特的制度与香港社会本身。他们期望用香港市场经济的经验去带动国内的改革开放，并努力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带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也许这种个体的努力在一个泱泱大国的历史巨变过程当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是中国社会融入世界，并致力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与推动者。

　　以下是《观点地产》对梁振英先生的专访：

　　《观点地产》：我们知道你们1980年左右已经作为专业人士参与与内地的交流了，80年那个时候内地和香港发展之间的联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过程呢？

　　梁振英：80年以前，香港和内地的主要关系就是，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副食品和食水的供应者。但从80年开始，香港的厂商就开始把在香港的一部分生产线搬到内地去。那时候我过关去深圳和广州讲课，在队伍里往往看到一对夫妇拿着一个胶袋，里面放着一些成衣、牛仔裤等半成品拿到深圳去加工，然后带回来香港。双方经济关系的提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用广东话来说就是“前铺后厂”的那个阶段，香港只是一个内地对外的窗口，香港的厂商仅仅是把生产工序及部分生产线带到内地去。那个时候在内地的生产还不能完全稳定，如果突然之间内地出了什么状况，比如说

　　牛仔裤、T恤等质量不过关，就马上拿回来在香港生产。

　　《观点地产》：在80年左右的时候您在内地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梁振英：讲课。

　　《观点地产》主要是讲什么课呢？

　　梁振英：主要是讲一些土地规划和土地经济，香港有一帮专业人士，20几个人，成立了“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国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就帮国家，以我们有限的力量能帮多少就帮多少。那时候深圳刚成为经济特区，我们就去帮忙做规划，人口指标是30万人，但当时深圳只有两万人不到，完全没有公路，完全没有汽车，我们在深圳骑的是自行车，吃饭时还要用粮票。所以现在我开玩笑说，现在深圳的人口有一千万了吧，今天深圳城市的一些地段堵车啊，还有一些不规范、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可能就是当时我们的失误吧。

　　当时蛇口设立了一个工业区，它打破了过去的用人制度，全面公开招聘。在蛇口做了一个培训中心，那时候蛇口没有口岸，没有船，我们是坐火车去深圳，再从从深圳乘车到蛇口，大概要走两个小时，那时候还没有回乡证，所以我们进去就要拿回乡介绍书去公安派出所去盖章，当时深圳只有唯一的一个口岸是可以进出的，早上9点开，晚上5点就停了，所以就必须住一晚上。当天来回根本不能干事情，我们在深圳住过侨社，睡过军用床，蛇口的那个地方也没有住宿的。现在整个深圳可

　　以拆的地方都拆了，只有华侨旅社还没有拆，大概有四五层高。一个月前我坐火车时还看见，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拆，开玩笑说，是不是要为我们这些头一批到深圳，住过侨社的人留个纪念。到深圳后，他们从深圳开车拉我们，深圳的西部和蛇口之间有一段路，不知道那时候谁和谁闹矛盾，路没有修好，所以车开的时候颠簸得比较厉害。蛇口小山坡上面有一间石头房子，大家叫它“延

　　安大学”，说明是一个改革根据地。那个时候我们在石头房子里面讲课，讲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法律制度，金融和土地经济等，那个时候我们也就给房地产政策提供了一些建议。

　　《观点地产》：其实我很感兴趣的是在您最开始和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真的对改革开放充满激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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