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

　　原文刊载于2008年7月3日上海证券报

　　■专访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

　　梁振英是香港市民推崇的那一类人：

　　出身贫寒，但通过不懈努力，事业有成，

　　9岁那年，梁振英还在家里帮妈妈做胶花，

　　到了43岁，梁振英已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成员，

　　梁振英是港人模范，热爱香港，情系祖国、关怀弱者，

　　他同样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大忙人其实也是普通人。

　　⊙本报记者 向剑帼 郑晓舟

　　在香港一场慈善表演会上，当模特儿从T型舞台退场后，主持人提议，希望场中名人客串一下，为慈善晚会渲染气氛。此时，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与另一城中人士煞有介事地上台，迈起了“猫步”，顿时，台下笑声掌声一片。

　　这就是梁振英？电视机前有观众不相信。在一些人眼中，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是不苟言笑的“刻板”形象--就像在办公楼、在会场上、在酒会等几乎所有公开场合，他总是笔挺的身板，穿着笔挺的西服，白色衬衣一尘不染，袖口的金属袖扣十分抢眼--似乎有些高高在上的冷淡，似乎有“拒人千里之外”之感。

　　不过，也许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接触过、或者熟悉梁振英的人大多认为，梁振英有真性情。

　　普通家庭走出来的成功人士

　　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获得榜样成功。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许多香港市民希望走的路。

　　与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一样，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他幼年住在与曾荫权家为邻的中区警察宿舍。

　　梁振英小时候，当警察的父亲在山顶和礼宾府当差，薪金每月只有300多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更难的是，家里当时还有“远忧”：警察退休必须搬出警察宿舍，而退休警察不得申请公屋。为了贴补家用，更是为了将来能有居住之所，家里决定前去附近的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里挣点钱。梁振英和姐姐、妹妹三兄妹都要参与其中帮忙。当时梁振英9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取300多港元的收入。“就这样一直做了3、4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这时，梁振英已进入英皇书院读初中。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

　　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童年的深刻记忆还包括：为了节省车钱，步行个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

　　1974年到1977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3年多时间里，他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几个车费，每天上学放学靠两条腿走上十多公里的路。即使这样，他坚持每个星期天要去教华侨子弟学中文，用梁振英的话说，“是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

　　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青少年的艰辛，令梁振英对社会下层有了更多认识，也成为他今天关注香港下层市民的历史情结。

　　家是香港，700万港人是家人

　　“家是香港”，一句那么感性的话成为梁振英第一本书的书名。

　　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有海外机构欲留梁振英在英国，但喝香江水长大的梁振英还是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香港，他当时一句感性而实在的话是，父母年事已高，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

　　1977年，梁振英获聘香港一家英资企业，并成为该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0多年后，1993年，梁振英测量行成立，2006年，梁振英测量师行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梁振英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

　　1988年，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在香港，这一殊荣是奖励那些自身刻苦努力有成就并对香港发展做出贡献的年轻人。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中，梁振英活跃的身影参与其中。八十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香港人心一度不稳，出现信心危机，大批专业人士外流，移民潮席卷香港。梁振英对此深感不安。他知道，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一是不能乱，二是要有一大批专业人才。自此，梁振英这位专业人士开始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并积极投身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开始后，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他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当时年仅34岁。那些年，作为咨委会委员和秘书长，梁振英收集了大量港人的意见和建议，为香港基本法的顺利起草作出了贡献。回归10年来，基本法确保了香港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确保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包括梁振英在内的当年为基本法起草的一大批香港和内地的人士功不可没。

　　1993年7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宣告成立。梁振英担任了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在预委会上，他率先提出研究关于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预委会政务小组两年多来为香港回归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终审法院、公务员留用及法律适用性等方面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之得以解决。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42岁的梁振英出任筹委会副主任。

　　“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梁振英对此不无自豪。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43岁的梁振英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的成员，为特区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的健康成长，为特区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建言献策。

　　2007年8月，梁振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家是香港》，书中集结了他多年在香港发展上的所思所想，倾注了他对香港的热爱和关注。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建设长期安稳的香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修桥整路的硬件建设，我们更需要凝聚香港人的'民气'……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为内地房地产业起步贡献良多

　　1977年8月1日，学成归来的梁振英第一次跨过罗湖，进入内地。深圳边境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回答：“测量师”。边境人员便在他的表里填上“工人”二字--测量师，这个与城市建设、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专业，在当时的中国内地，鲜为人知。那时的内地，文革浩劫刚结束，百废待兴，而海外对内地的发展并不看好。

　　对国家的感情令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期待在国家经济起步时，贡献一己力量。当时，梁振英仅有23岁。

　　1978年开始，梁振英从深圳到上海，从国家的南边到北边，到处去讲课，向内地介绍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介绍城市规划以及房地产开发。那时的内地，没有商品房，没有土地使用制度等概念。梁振英先后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以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参与探索中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积极为内地普及房地产基本知识，培养房地产管理人才。而这一切，全都是无偿服务，连路费都是自掏腰包。而且，那时，梁振英在内地没有个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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