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襟危坐的黄光裕这么说：“没有人可以避免不犯错，错误，最起码可以从两个阶段去看，一种是不影响大局(或者说是可以修复的)，另外一种错误是不可以挽回的，那是属于冒进；如果冒进的话，这个事情就是企业的机制问题(小错误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往往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错误，特别是当权者。不管是我黄光裕也好，还是我们底下的各级领导也好。那你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错，当然是不对的。错了，就看你能怎么去修复，不承认总是不对的。”

　　为了避免不犯错，在国美，黄光裕成立了一个7人决策委员会，他自己却不在其中。这个决策委员会授权相当高，除了黄光裕之外，这是国美最大的权力机构。“我们这里不是某个人权力最大，我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决策委员会产生出来，在他们的基础上批示意见。”记者追问说：“你的意思是不可能7个人都错了？”“当然也有可能7个人一起错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可以把错误排除到最低。”

　　国美集团在收购永乐电器之前，拥有超过500家门店，每家门店的开张成本都要上千万元，假如没有主动承认错误的机制，那么国美电器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在国美，有一个180办公室。何为180办公室？就是为开足180天的店，进行每半年一次的综合分析，这是国美的关键指标。比如国美开店，每年希望关掉5%(实际上每年是2%～3%)。这个错误不承认不行，因为“我们是承认错误的大将军，一定是要关的”。国美提出一个口号“开店开得好，不如关店关得好”。也就说，承认开那么多店的同时，或者是说在区域性人口分布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错误。这既是一个CEO的学问，也是一个企业制度的学问。

　　无论是黄光裕，还是马云，身为一个事业创新时期的管理者，必须要面对众多问题。建立决策机制、运筹人才学，都是必须有制度推进，CEO和领导人始终都要很清楚自己的角色。顾家栋说，如果一个领导者始终都在管理细节，甚至越级管理，那企业制度又何在呢？

　　特别是像李世民这样，从创业阶段走过来的管理者，要做出180度的转变实在不容易。顾家栋说，领导人的难，也就是难在这里。有一次，李世民想要免除一名老百姓的“租庸调”。但是，魏征却站出来说不可，他又是对李世民说“明君暗君”的道理，李世民一气便说，我身为皇帝，难道连这个都不能做吗？魏征回答说：陛下此举不仅是错了，而且十分愚蠢。李世民一惊，几乎从御座上站起：魏征，你也太放肆了吧！魏征则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做，可是解了一家的困难，解不了天下百姓的困难。若要解天下百姓的困难，靠的是政令。天下一百多万人口，都有困难，陛下一个一个地去解，解到什么时候。发现基层的问题，不是单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顺藤而上发现制度上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解决了，单个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如果只是一个单个问题，就应该由基层干部解决，不能越级管理，“解这一家之急，其他百姓都去找县令，这个县令还如何当得？”李世民冷静地思索了一下，不但没有责罚魏征，还犒赏他三千石(粮食)。

　　李世民身为CEO，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不破坏制度。这就好像是现代企业领导人，在事业创新阶段任用职业经理人，信任与授权是必须做到的管理技巧，一旦权力下放绝不能轻易越级，必须以身维护制度。在信任与授权的问题上，做得最好的国内企业管理者是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2000年就已经退居二线的他，始终没有干预杨元庆、郭为在管理中的具体事务，甚至杨元庆提出联想多元化战略，进入手机、网络和IT服务领域，柳传志也是充分信任，没有过问。柳传志的管理哲学表面上看是对人才的“用人不疑”，但实际上也是对制度的尊重。

　　CEO的远见：重成本和市场还要拥有战略高度

　　但是，光是靠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就能创造贞观盛世吗？历史上，李世民早年还极其重视成本和市场，做到恭检节用、宽厚爱民。

　　身为帝王他却从来不修建新的宫殿，也不劳师动众远行泰山。攻下洛阳时，很多人都劝李世民一把火烧掉隋朝劳民伤财修建的洛阳宫殿，争取天下人心。但是李世民却认为，烧掉宫殿，不如拆掉，把木材送给百姓，既收买人心又安抚天下。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世民比历代君王都要更加重视成本，秦朝末年项羽攻陷秦都咸阳，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却没有想到废弃的东西也是可以济民的。恭检节用。李世民还主动删减宫中宫女，一次释放了3000多人，他说：“放一些宫女出宫，许配民间，十多年后，人口就增加了，税收也可以上来。”

　　到了贞观之治中期，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时期，大唐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场景，一年之中被处以“死刑”的犯人全国仅有19人。李世民已经完成了入主中原、平定四方、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帝王伟业。

　　事实上，作为一名普通的领导人，按理说他已经可以满足了。但李世民就是李世民，如果他因小安而逸，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CEO。他的下一步目标，视野已经瞄向了“国际市场”，争夺土地和人口，把突厥连年侵占的夺回来，而这只不过是贞观中期的事情。

　　而在此时，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雪灾。草原上雪灾几乎是致命的天灾，明年春天牛羊将吃不到新草，更糟的是牧民也得不到补给。突厥族小可汗(当时突厥还是部落形式的国家，分大小可汗)向大唐求援粮食。善于决断的杜如晦等大臣，都认为这是一举歼灭突厥族的好机会，不给敌军补给，突厥必不战而降。但是，李世民却给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他说：“牧民不是凶手，他们是即将面临绝境的灾民！我们攻打突厥为了什么？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四方平安，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因为我多年征战，才知道苦难对于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你们没有人赞同我的决定？”

　　这句话一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纷纷暗自佩服李世民的目光远大，给敌人补给，他要的不是土地而是真正的人心、真正的归顺。后来感恩戴德的小可汗果然帮助李世民统一江山，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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