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并不被人重视，甚至有人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存在的可能性也有了怀疑。有一位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很激动地对我说，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1981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目录中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翻遍全书也没有提及报告文学。即使有人不否认报告文学是文学作品，但也认为比不上纯文学的文学价值。这种认识显然是对文学体裁的一种偏见。用文体的差异界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十分荒唐的。即使对纯文学来说，不也是有小说、诗歌、散文等等的文体差异吗？是小说的文学价值高，还是诗歌、散文的文学价值高呢？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孰优孰劣的回答。那么，为什么在对待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上，却会出现那种不加掩饰的偏见呢？究其根子，一方面，既有报告文学本身在整体创作上趋于平常，在社会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偏少，正像评论家李炳银所说，“多年来，报告文已经很少有像《木棉花开》这样使人感到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人对真实性和文学性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解，以为真实性必然限制其文学性。
事实上，文学的体裁对真实性和文学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的。即使从人类全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看，题材的真实性并不会限制或削弱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比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虚构人物的肖像画，而《蒙娜丽莎》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画（《蒙娜丽莎》是富商德尔－吉奥孔亲自委托达·芬奇为妻子丽莎·吉拉蒂尼画的肖像）。如果把前者比做以虚构为前提的小说，那么后者就可以比做以真实为前提的报告文学。如果有人据此说人物的真实性限制了《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或者说以真实人物为对象的《蒙娜丽莎》比不上以虚构人物为对象的《最后的晚餐》的艺术价值高，那肯定是带有偏见的胡言乱语。同理，那些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比纯文学的文学价值低，认为真实性必定限制或削弱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的偏见，不也是很浅陋很幼稚的吗？从另一个角度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在反映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在摹写时代英雄的精神风貌方面，最能够深刻体验人民前进的准确信号，最能够敏锐发现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最能够成为中国社会脉动的真实读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快捷，还优于其他文学体裁。
毋庸讳言，长久以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很少出现堪与纯文学传世经典相媲美的扛鼎之作，这为一些人形成他们对报告文学的偏见提供了依据。今天，回眸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之路可以看到，他以“两钢”和“两花”为代表的名篇力作，踏着新中国奋进的旋律，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符，已经远远超越了许多纯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报告文学这块广袤的文学园地增添了无限的活力，馨香四溢，给了读者一种阅读的诱惑和感动，也对我们河北省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鼓舞。
李春雷正值不惑之年，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创造力活跃，对社会、对时代、对生活热切关注，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艺术地记录时代真实，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成了他“十八般武艺”中最为得心应手的一种武器。欣逢盛世，在新中国诞辰60周年之际，相信他一定还会捧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新作。对此，我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