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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时代的音符——李春雷报告文学创作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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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题材的高超能力和娴熟的写作技巧。
5.12汶川特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的一场特大灾难，举国震颤，举世震惊。在这场大灾难面前，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绝对不能也不应该缺席。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作协迅即组织了小分队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李春雷主动请缨，随队奔赴汶川。在中国作协壮行会上，李春雷吟诵了“文人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一个有历史责任作家的真实心声。对李春雷的这次汶川之行，我也是充满期待的。
2008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读过之后，我感到了一份震撼,一种深沉绵长的震撼。这篇作品里没有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的惨烈场景，没有生死离别、肢断血流的悲伤情景，我读到的是大地震动之后的那份平静，是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倔强身影，是掩埋亡灵之后就挥起收割的镰刀的那双粗糙的手，是擦干悲痛的泪水之后的第一次微笑，是断壁残垣压不灭的那缕生命的烟火，是村妇挥舞的连枷下油菜籽粒迸溅的音响，是棚花村深夜的简易帐篷里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的烛光，是棚花村清晨迎着朝阳向田间走去的脚步声。
李春雷在平静的，甚至有些寂寥的文本叙述中，其实有着炽热的岩浆在地心奔突，有着动地感天的呐喊在废墟上回荡，有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忍住泪水、百折不挠对命运的抗争，有千古不灭的人性光辉在棚花村里电火般地闪耀。《夜宿棚花村》这篇作品对大地震、大灾难之下的人性的揭示更加深邃，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显示出来的艺术功力更加深厚。读《夜宿棚花村》，不禁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杜鹏程的传世佳作《夜走灵宫峡》。比起宝成铁路来，汶川特大地震更加惊世骇人，以短篇报告文学反映这场国家民族空前大灾难，比起从侧面描写人们献身于宝成铁路建设的奉献精神，更加困难。“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李春雷以《夜宿棚花村》这篇抗震文学佳作，把什么是“文学轻骑兵”诠释得淋漓尽致，一下子就把我国短篇报告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生活积淀，真挚的创作情怀，精湛的写作笔法。《夜宿棚花村》是抗震文学的名篇，是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范本。我感觉，《夜宿棚花村》这篇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较之《木棉花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还需要我们更加持久地解读。我相信，多少年后，当我们回首汶川大地震时，我们会记起《夜宿棚花村》里的那些朴素无华的身影，那个忙忙的五月的夜晚。
细细回眸，从“两钢”到“两花”，李春雷报告文学创作的转身其实并不急促，期间有着良好的过渡。
他在“两钢”之后，还出版了几部长篇，其中《摇着轮椅上北大》（2006年6月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他从长篇到中短篇最为显著的过渡。首先，比起“两钢”20多万字的篇幅，这不足10万字的篇幅短了一半。其次，《摇着轮椅上北大》的结构明显地不同于长篇。更重要的是，比起“两钢”来，《摇着轮椅上北大》的叙事风格、语言风格都有了明显的转变——从雄壮向温婉。《摇着轮椅上北大》是砥砺心志的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拥趸。此后，2007年，李春雷接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个短篇：《乡村的笑靥》（3月19日）和《郑兰荪院士的30年》（6月11日）。其中《乡村的笑靥》有着独特的乡土气息，有独到的艺术趣味和审美价值，只是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未免让人有些遗憾。这两个短篇的发表，意味着李春雷从创作心态上，从创作感觉上，已经完成了从长篇到中短篇的过渡，并预示着他将有精彩呈现。
终于，我们看到了“两花”靓丽馥郁的绽放！
三
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每一个作家时刻面临的大问题，既是一生面临的问题，也是一部一篇面临的问题。写什么可以选择，怎么写也可以选择。一个作家的高低优劣，正是在这两个选择上区别出来的。从选择写什么上，可以看出作家的眼光、胆识、智慧、思想、气度等等；从怎么写上，则可以看出作家的素质、功力、修养、格调、天分、潜能、未来等等。读李春雷的作品，可以看出并感到，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在与同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比较中，可以明显地分辨出来。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选择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题材对象来写，轻车熟路，无可厚非。尤其是对于纯文学作家来说，似乎还是一种必然。但是，一个优秀的杰出的作家，是完全可以写好他想写的许多题材的，哪怕这些题材差异巨大。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复活》相比，题材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托尔斯泰都把它们写成了经典名著。再如，茅盾的《子夜》和《白杨礼赞》，题材也相距甚远，但茅盾都把它们写成了传世名篇。从这个角度审视李春雷的创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在选择差异巨大的题材上，显示了充分的自信、胆识和慧眼，并且在驾驭这些差异巨大的题材上，的确功力深厚。
很长一段时间，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并不被人重视，甚至有人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存在的可能性也有了怀疑。有一位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很激动地对我说，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1981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目录中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翻遍全书也没有提及报告文学。即使有人不否认报告文学是文学作品，但也认为比不上纯文学的文学价值。这种认识显然是对文学体裁的一种偏见。用文体的差异界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十分荒唐的。即使对纯文学来说，不也是有小说、诗歌、散文等等的文体差异吗？是小说的文学价值高，还是诗歌、散文的文学价值高呢？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孰优孰劣的回答。那么，为什么在对待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上，却会出现那种不加掩饰的偏见呢？究其根子，一方面，既有报告文学本身在整体创作上趋于平常，在社会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偏少，正像评论家李炳银所说，“多年来，报告文已经很少有像《木棉花开》这样使人感到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人对真实性和文学性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解，以为真实性必然限制其文学性。
事实上，文学的体裁对真实性和文学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的。即使从人类全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看，题材的真实性并不会限制或削弱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比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虚构人物的肖像画，而《蒙娜丽莎》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画（《蒙娜丽莎》是富商德尔－吉奥孔亲自委托达·芬奇为妻子丽莎·吉拉蒂尼画的肖像）。如果把前者比做以虚构为前提的小说，那么后者就可以比做以真实为前提的报告文学。如果有人据此说人物的真实性限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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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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